“据多数税务专家的看法，贵国等一些国家的税制是不利于穷人的。或者说，穷人的税从占收的比例看比富人多。比如穷人的收中有25了税，而富人只了1。这是因为贵国的税收收主要与商品的转有关，也就是和百姓的消费有关。富人的消费占总收的比例低，储蓄所占的比例，而穷人则相反，消费占总收的比例。所以富人纳的税从占收的比例而言，比穷人要低。”保罗二世边儿的一位枢机主教显然是期负责梵冈的经济事务的，谈起这个事来是，“个人收调节税是用来纠正贫富差距的，但是贵国的收调节税本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因为富人多数都逃税，事实这分的税收主要是从工薪阶层征得来的，它起了反调节的作用。要纠正这一税收所造成的扭曲必须从税制想办法，这是另一个大问题。”

    范无病了，事实他也知这位枢机主教所说的确实属于事，就好比是他的公司一样，由于可以享受各免税政策，或者通过财务专家，能够合理地通过法律手段行税务规避，所以每年仅仅从这方面能够节省来的金钱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天文数字。

    而对于大多数的合资企业或者外资企业而言，所享受的优惠政策以及税收政策基本都是令人红的，这也就造成了穷人养活富人的税收政策。

    即使税收政策没有扭曲，也还有支方面的问题，即政府用于福利的钱给了谁？

    如果是给了一般老百姓，从大家手里拿钱再用给大家，这就像前面所说的是多此一举，而且钱从大家手里兜了一圈回到大家手里是有漏损的，不但有征税和再分的行政成本，还有贪污腐化的成本。比如说大家去一百块钱，拿回来的恐怕连九十块钱都不到，所以这福利还不如减税更有效。

    那位枢机主教继续向范无病解释，“如果福利开支用于低收人群，这样的福利是有意义的。但是福利措施的对象一定是最低收的人群，不是中低收的人群。有限的钱应该用于谁的，不用于最低收的人群而用于中低收的人群，把最困难的人置于不顾，显然是没有理的。当然，如何确认谁是最低收的人是很困难的。但问题往往不是确认的困难，而是本的方向错误。”

    范无病听得有些迷糊，但是想了一阵之后，他就有所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