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愣了才反驳，“不是，我不是……”

    女居士还要说，一向和我不对付的老僧从隔房走来，双手合十把这女居士请了寺院。

    冷静来，我猜是老板把我的份说了去。

    我跟加措说想离开这儿，他问我想去哪里。

    想了许久，我告诉他想和他回他来的地方。

    他的神变得极复杂，犹豫着不肯答应我，我追问，他就说再过段时间。

    后来我是‘小东洋’的事传得沸沸扬扬，只要一上街，就有成帮结伙的孩朝我扔烂菜叶扔，也有扔石的，砸得我破血，看起来有些稽，搞得我只要一门就胆战心惊。

    这倒还好，新政府成立之后，家里铁锅什么的都被缴上去熔了，要求都去村的堂吃大锅饭。后来脆是有钱也没用，买粮买都得靠一张指度的小票，我毕竟是日本人，没有份，表店的国老板同我一样，都是‘没份’的人，他生意惨淡，卖了门铺回国去了，我则是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寺庙里也不例外，也不再能生活饭。倒是堂上还专门给和尚们开了个屋吃素。

    我遮遮掩掩地跟着去蹭一吃的，立刻有人认我，举起拳悲愤地声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去哪座城都是一样的，都是要份、要那张小票才能吃饭。

    加措终于答应带我去他来的地方。

    一路往西，直到火车都不通。剩的路全要靠脚。

    路上走了两个多月，原太折磨人，我差死在跟加措回去的路上。

    天空仿佛离我很远，只是空气却愈发稀薄，怎样气都还是觉着闷。抬便是一座座看不到边的山，我莫名觉着惶恐。

    在我们的文化里，山是最崇的生命，她远离世间一切丑恶，与太一超然外。

    这里日落时间很晚，我的脑不再能估测准时间，浑浑噩噩的，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也说不上是哪儿疼。

    最近想战时的事少了，时间经常被我用来发呆。

    又不知过多久，我们停在一间破旧的小诊所里，加措着我手腕边侧凸起的圆骨，轻声说：“我们到了。”

    我的手背上还扎着注的针，手腕、手掌尽是刻的伤疤，如此布满疮痍的一只手，摸了摸他衣袍边缘上已经旧得开线的刺绣，他便将我的手掖回被里。

    药滴滴血，我的越来越冷，我告诉他：“凉。”

    他去打了，在大肚玻璃瓶里，然后小心地把玻璃瓶压在透明的输上。

    输我的药不再冰凉，血也不再一一地疼。

    加措不知在忙什么，并不总陪着我，当着老藏医的面儿，我也不好缠他留。

    除了发呆就是吃喝睡，就这样在诊所里窝了一个礼拜，我的胃可算不再折腾，珠也没有那要脱眶的胀痛。

    能床了，就腆着脸追问藏医加措去了哪里。

    藏医指着窗外的山，我看过去，半山腰上的木屋从我这个角度看只有掌大小。

    他告诉我，加措在拾掇那木屋。

    看着很近的木屋，走起来远得吓人。

    我从诊所来前，藏医还特意嘱咐我，慢走，千万不要跑，这里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跑起来容易炸了肺，人就活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