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常一坐就到夜，要么是看书，要么是标本理，”教授说，“他大二那年，我就看这孩是可造之才，刚好那时候我带队去版纳调研，我问他想不想一起去，小宣当时就坐在那儿，仰着脑袋，我能觉到他是很想要去的。”

    岑柏言心一就揪了：“那他去了吗？”

    教授遗憾地摇摇：“没有。当时我忙着别的事，给他一张表，让他填好了给我。他第三天拒绝了，说他不喜集行动，不适应。但我老尖，明明看到他表都填好了。”

    岑柏言不免有些失落：“他一定是想去的。”

    “后来我才知原因，我带去的都是研究生博士生，那群家伙嘀咕了几句说小宣脚不便，雨林泥泞，地况复杂，恐怕要分不少力照顾他。这些话估计被小宣听到了，”教授叹了气，摆摆手说，“算了算了，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岑柏言一哽，忽然想到了宣兆的日记本里曾经写过——

    “午实验室里谈论去西南参加学术论坛的事，有位老师不希望我同行，要去的地方在山区，他担心他的学生要分力照顾我。”

    原来他的日记并不全是假的，原来这样的事早在他上一遍又一遍地发生了。

    大二那年，宣兆二十岁，他是怀着怎样兴奋和期待的心接过教授递给他的这张申请表呢？在听到师兄们的窃窃私语后，他又是怎样的失落和气馁呢？

    也许类似的景更早就上演过，初中时代的宣兆会不会偶尔也期待站上场的塑胶跑、偶尔也期待有人邀请他试一试投篮是什么觉、偶尔也期待参加班级的集行活动。

    没有人在意他的期待究竟经历过多少次落空，而是给他扣上“独来独往”、“不合群”、“孤僻”的帽。

    “他保研那年，我问他喜不喜中医学，他说他喜。”老教授最后看向角落里那张书桌，语气中充满惋惜，“我又问他那你是想学术还是实践，他说他都不。他有更重要的事要，那件事虽然他不喜，但不得不。估计他指的是开公司吧，我也不知那些八卦，但听说他现在自己经营了一家企业，有声有的，就是不知他喜不喜那个。”

    岑柏言鼻一阵阵地发酸。

    原来宣兆本不是什么所谓的天赋异禀，他比别人还要刻苦、还要用功。他喜他的专业，他在有限的时间里拼了命的去喜，因为宣兆知总有一天，他不得不去别的事。

    命运像一双无形的手，在背后推着宣兆往既定的路上走，他从来没有自由地过一次选择。

    回到了医院，岑柏言给宣兆说了今天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