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刚开始学外语，我完全没兴趣，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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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则是读古文，能读通唐宋復兴的古文运动是第一阶段，读懂诗词歌赋，能欣赏是第二阶段，能将前面两项概念运用到白话文上，写有条理的论说文，或有意境的抒文，那就是完成第三阶段，能通过这三项，初中国文就能毕业了。

    我们的规划很简单，就是承认每个人天赋不同，让学生自我调整学习。当然我们也有总的学习目标规划，规定学生至少要达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好了，比方国文，识字是一个阶段，能读懂文章是第二个阶段，能写文章是第三阶段，一般学生学到这里算是小学合格了。

暗自欣喜，认为自己心的为王台生谋划策，终于得到回报，于是谦虚的说：「我也不是专家，学问也不好，不过有经验可以提供台生些参考，台生说来听听，王家的教育怎个先法。」

    我们在规划的十二年义务教育中，允许学生自由选择单科等级，依据自己的天赋、兴趣差异化学习。有的学生可能在小学时候就对某科目天赋异稟，六年就学到中课程；也有些可能对某科不开窍，小学只能学到基本的应用，但到了中学，却对这个不行的科目兴趣，能力提升了，他就能回再去补那些级数，让自己的能力提升。

    其他学科也是类似，从生活应用到研究、甚至思考创作。当然教学法也要一些变革，我们不採取教材全都是老师讲解的方法，而是老师讲解一分关键知识，然后透过题目，让学生自己去找答案，老师在据这些答案指导学生不足，这样一来，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就能将知识和应用结合，比死记活背的填鸭教学法来得学习效果好。

    中我们则是安排了读经、读史，模拟写文言文，试着写诗、词、歌赋，对、猜谜语…等国学课程，从通俗到艰涩分为六个等级。学生通过三个等级就能完成中国文课程，如果完成四个等级，能教初中，五个等级能教中，六个等级能申请大学国文系…。

    王绍屏知台湾成也教育，败也教育，一开始推动培养工人的工业化教育，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的确造就了台湾起飞；但在廿一世纪初期，对于產业再升级，创造新產业，原本不调创造力的工业教育就有捉襟见肘，无论是九年一贯还是十二年国教，都不脱背诵、学习旧知识，对于开发学生潜力并没有帮助，而且受过工业化教育，只熟悉这教学方法的父母、教师、官员，对于面对教育改革，反而成为最大阻力。说要书包减负，但每科教师都觉得自己重要，所以书包是越减越多；说到提升创造力，和国际接轨，新的学科但同样教法、学习方式却趁虚而，成为学生新的包袱。考试的学科更多，学生压力更重，当然就离思考、解决问题的创造力提升就越远。不是考试压制了学生的兴趣，而是过重的学习导致学生放弃；不是挫折降低学习的乐趣，而是不知如何应用、解决生活问题的死知识，无法引起任何乐趣，只觉得自己是考试机。这个窘境，直到廿一世纪中叶，才被世纪初一直输廿一世纪公民能力概念的新一代父母现后，才顺利完成改革，使得台湾经济再度好转。而王绍屏认为既然已经知歷史的困境，那就不要製造未来改革阻力的一代，趁着工业化教育尚未普及，何不直接推动廿一世纪公民能力教育？

    「依据我们的经验，年龄虽然是理解力差异所在，但学生背景和兴趣才是差异的关键，所以依据年纪大小分班是个非常略的法，全面一致学习一样的度，更是人所难。尤其看全总分来挑取学生升级，那更是抹煞某些偏科的天才。所以我们针对这些缺，了制度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