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她父母常年需要吃药，母亲患毒症，隔三岔五就要去透析，父亲有血压，腰上有旧伤，不能农活，家里还有两个在读书的弟弟，全家只有鄢梅一个劳动力，丈夫又好吃懒。此以往，鄢梅的脾气就越来越暴躁了，经常跟丈夫吵架，”沈来宝沉沉地叹了气，“这况，鄢梅为了维持生计去酒吧赚快钱也不算多背德，人呢，宽容一好。”

    陈鹤年对此不评价，只：“她多大？”

    “二十三四吧，”沈来宝说，“对了，经过实，我们发现她购买火车票的时间就是在那几通境外通话之后，可能是被言巧语蒙蔽了，以为去那犄角旮旯的地方真能赚到大钱。”

    陈鹤年：“我们这儿刚上报的一起案件跟你这差不多，也是疑似被骗想前往夏的，但这起案件的受害人已经死了，死的时候被成了洋娃娃的样，肚里还了棉，我就不细说了，瘆人。”

    沈来宝嘶了一声：“不是你说怎么这段时间外国佬总把手往国伸呢。”

    “好骗呗，”陈鹤年转移话题，“得了，救人要。”

    “你们那案的凶手抓了没，是不是跟境外有联系？”

    陈鹤年咂咂嘴：“要真跟你说得那么简单就好了。”

    那是沈来宝与陈鹤年的最后一通电话。

    陈鹤年算是沈来宝半个前辈，当年沈来宝刚滇南的刑侦队，还是个生瓜，啥也不懂，但对什么事儿都有自己的一看法，陈鹤年跟他还算聊得来。沈来宝有过想要争取一次差机会去见陈鹤年的想法，但每次都不上他差。

    直到十年前的某一天，滇南市局的领导班突然开了一次小会，会上甚至来了负责辖这一带的厅级，会议结束之后，刚忙完其他案的沈来宝忽然被自己的队叫走，他什么也不知，却迷迷糊糊跟着走了，很久之后才回过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