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只有一个崔健，没人再提起崔建军的名字。醉醺醺的夜晚，男男女女挤在北京地的一家小酒吧里，贴着背贴着背，浑都在冒大汗。崔健挤着嗓发压缩后的声音，右手飞快扫弦，几乎要把钢丝弹断。他吼着掏心掏肺的歌词，在这样躁动的时刻，过往如云般疾驰而去，呼之。而他只是凝视着那张相片上极其相似的脸，黑白分明不茍言笑的睛，隔着书本上的枪林弹雨锐利地穿透记忆。师、人、朋友，对方扮演的角太多，哪怕他已经足够成熟独当一面，见识过如此多的伟大与渺小，依旧无法抹掉那些印记。他不是一个雕在肋骨方的纹，是掰开碎又溶解的碎片，在青期里随着格一同上窜。崔健不看书，除了在那间有双开大窗的办公室；他不再唱幼稚的歌，又不自觉地从过去写的旋律里摘一两个和弦。他过几个男女，真心而真诚，不久又分扬鑣。即便是崔健这样不愿怀旧的个，也无法否定那段军队岁月对他的影响，正如他无法否定一无所有对他的意义。成都的雨连绵不绝，北京的风沙燥的像飞，风沙同风雪一样刺骨，不带半分柔。

    爵士乐就是，他把这句话復述一遍，博来一阵戏謔的哨。小号和萨克斯缠绵，吉他与键盘颈。他向其他人介绍乐手，我的好哥们，老战友——一个颇有文革年代乡知青味的称呼，在登北京已显得十分过时。最后他对自己说，我的人，我的人。刘元很笑，脾气火爆，侠肝义胆。这张鲜活面孔的主人正蹦蹦地奏心的萨克斯，他们眉极其相似，又判若两人。

    这世上只有一个刘元，就在我边。

    十年后他又见到了崔健。育馆里山呼海啸，他坐在盖帽警察中间，一绿军装与从前分不太大差别。他们离的很近，近到能看清崔健汗的发和敞开领上的纽扣，看清那个从不远突破防线飞奔至舞台上拥抱他的年轻姑娘的笑脸。崔健的神从他上扫过，像是什么都没看见。他看的人太多，看他的人也太多了。疯狂的观眾蹬破座椅，撕坏海报，撞开大门，却又无比默契地举起打火机，黑暗的座席里闪起一簇簇摇曳的火，手拉手一齐合唱，连坐在他边的年轻警察都悄悄用脚尖打着拍，倘若不是职责所系，怕是早就冲上台了。

    正如他的名字一样，他毅然决然地丢了父辈的愿望与歷史的影，添上人字旁，真正自由而健全地为自己而活。崔健没有在舞台上提起他同成都的不解之缘，在一首的纯乐曲后，他握住话筒，快速扫一观眾，声音低沉而清晰：「希望我们去年听到的枪声，真的是最后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