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听筒扣回了座机上，发契合的响动，这响动声连结着我的大脑装置，我整个人的记忆也因此被重启了。从此我练习的人工回忆里，杨坤的影渐渐地被抹去。他成了我横倒在路上偶遇的好人，成了送我来医院的大善人，再不是赵老板派来的间谍，或是讨好四爷的小妞。

    我最后一次被老刑警审问的时候，是在院以后了。那次被安排在了老刑警的主场，他把我叫到了警局里。我把电瓶车停在了路边，和门卫说明了来意，登记了我的姓名，昂首地走了去。一路上，穿着警服的家伙们在我前走来走去，还有几个抓着犯人，把他们押到墙角蹲，“安静”“信不信我给你几”的喝令叫个没完。我止不住好奇心地凑上去打量，心脏突突直，这些人得都和黄像的。

    “3月11号你了什么，嗯？”这话老刑警已经问了八百遍了，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回答，越来越不明白他的意图。但这老东西，真有两。我越是重复那谎言，越是把那些心编撰的节说，心里就越是堵得慌，越想跪到地上，和假黄他们哥几个凑在一块儿，嚎啕大哭：“你们脆把我抓走吧！都是我的，行了吧！”

    但我终究没有这样。我知再过一会儿，我就要收获永远的自由了。

    就在他审问我的时候，不断有犯人从门外经过。他们有的垂丧气，一副已经认命了的模样。更多的是不服，大喊着：“怎么抓我不抓他！有本事要抓一块儿抓。”听得我浑冒冷汗。

    “黄，梁辉，这些人你认识吗？”老刑警把他们的照片摆到我的面前。

    我像一个弱智一样用手指指：“认识，鼻大的这个是黄，脸瘦的这个是梁辉。”

    “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普通同事。黄和梁辉是四爷的人，我就一普通打工的，我们分工不一样。”

    我和老刑警，还有小跟班三个人坐在关着门的房间里。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彻底沦落为可怜兮兮、颤抖不止的普通人了。他们每问我一句话，我就张地牙齿打颤，哆哆嗦嗦地回答。小跟班看我可怜，想给我接杯，被老刑警拦住了，大概是嫌我有病。

    “对了，”老刑警说，“赵德昌，这人你认识吗？”

    香港老板？我脑海里一浮现他模糊的形象，形大概和四爷差不多，但相总归是能好看一，不怎么说，比四爷还丑可不是件容易事。我还真没见过他呢。

    “赵德昌，那是谁？”我反问。

    “一个生意的老板，据说与王四有些瓜葛。”

    我苦笑着回应：“他们老板之间的事，我怎么可能知。”

    老刑警继续问：“你不好奇我为什么提及此人？”

    这老东西总是这样其不意地考验我。我只好颤颤巍巍地回答：“就算好奇，我也不敢多问。万一问错了什么，你又怀疑我怎么办？”

    老刑警嘿嘿一笑，便不再追问此事。旁边的小跟班显得焦虑不安，似乎有话要说，却被老刑警无地打断，他从文件夹中几张纸，平铺在我面前。

    “这件衣服，你见过吗？”

    是肖东死的那天，我从他家里偷来的衣服。

    我摇了摇：“没见过。”

    “看清楚，真没见过，假没见过？”小跟班问我的同时，老刑警把照片收了回去。

    我定地摇：“真没见过。”

    老刑警开始沙沙地整理资料，对我说：“这杀人犯倒也有品位，挑了这么件外，血溅上去了也不显。”

    拿黑白照片给我！我了：“看上去是啊。不过你刚给我看的照片是黑白的，本也看不是个什么颜。”

    刚说完，老刑警就抬看了看我，我也用那副浑然天成的求饶的神回敬他。他终于抛了最后的陷阱，被我稳稳地接住。至此能够证明我罪名的东西都不存在，或者说，他们都还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