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大变一场。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光开朗的小伙了。我的鼻上挂了十公分的裂伤，上面地着针脚。医生以为我没钱付手术费，只随心所地对我补补，针脚得令人不敢置信。我看着像个破烂的洋娃娃，还是百家布拼凑成的那一。每天起床，当我面对镜刷牙的时候，我都会恍惚镜里丫的是谁。

    他比我衰老多了，眉睛向耷拉着，看谁都像在求救，一被摧残狠了的模样。这些天在病床上，我实在是无事可，只能反反复复地补我的记忆，东拉西扯一些不存在的事实来。时间久了，我竟然也分不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朋友们，我已经完全相信了那个被我不断重述的故事：我是张天龙，在阿波罗上班的，了四年，稀里糊涂挨了顿打，被惨无人地关在地室里，然后命好，被救来啦！谁救的？我不认识。四爷死了！肖东是谁？我什么都不知哇。

    在那群警察老帽儿里，最厉害的还是老刑警。他不知怎得找见了原先阿波罗门当差的门卫小弟。那小一肌，但是个胆小鬼，警察一来就什么都敢往外吐。据他所说，我在阿波罗里是有地位的，人人见了都叫我龙哥，而且鄙人和黄关系不错。老刑警拿这些话来问我的时候，我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恢复了神派，脑袋瓜也机灵许多。

    我张大了嘴，能吞一颗大鸭：“胡说的吧。黄我是见过，但关系不错完全谈不上，一共就没说过几次话。人家是谁，我是谁啊。”

    老刑警还是那副冷笑的，一脸不信的模样，我怀疑这是他的日常表，他面无表的时候就这副鬼样，而不是针对我的。毕竟他实在是拿不到我的什么把柄，去我家里搜了几次，全是袜一类的破烂，别的什么也找不到。也是，我那把心的寡妇刀被杨坤拿走了，连带着他原有的那把锃亮的格洛克手枪，他们一同从我的边消失不见了。

    不过我倒是觉得，他还有好些招式没有使来呢。那个狡猾的老狐狸，每天就算计着怎么把好小我关到牢房里，真是个禽兽。但是我张天龙也不是吃素的，我也每天都在盘算着他会怎么对付我。

    住院的这段日里，我除了编瞎话，看新闻，被老欺负，叫护士拿针之外，就是在犹豫要不要和杨坤打个电话。我早向医生讨要了杨坤留的电话号码。几经辗转，日思夜想，终于定决心要联系他一回，个谢嘛。

    公共电话的听筒里，无人接听的声音来回响了两遍，接着就是嘟嘟嘟嘟的断线声。我把听筒扣回了座机上，发契合的响动，这响动声连结着我的大脑装置，我整个人的记忆也因此被重启了。从此我练习的人工回忆里，杨坤的影渐渐地被抹去。他成了我横倒在路上偶遇的好人，成了送我来医院的大善人，再不是赵老板派来的间谍，或是讨好四爷的小妞。

    我最后一次被老刑警审问的时候，是在院以后了。那次被安排在了老刑警的主场，他把我叫到了警局里。我把电瓶车停在了路边，和门卫说明了来意，登记了我的姓名，昂首地走了去。一路上，穿着警服的家伙们在我前走来走去，还有几个抓着犯人，把他们押到墙角蹲，“安静”“信不信我给你几”的喝令叫个没完。我止不住好奇心地凑上去打量，心脏突突直，这些人得都和黄像的。

    “3月11号你了什么，嗯？”这话老刑警已经问了八百遍了，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回答，越来越不明白他的意图。但这老东西，真有两。我越是重复那谎言，越是把那些心编撰的节说，心里就越是堵得慌，越想跪到地上，和假黄他们哥几个凑在一块儿，嚎啕大哭：“你们脆把我抓走吧！都是我的，行了吧！”

    但我终究没有这样。我知再过一会儿，我就要收获永远的自由了。

    就在他审问我的时候，不断有犯人从门外经过。他们有的垂丧气，一副已经认命了的模样。更多的是不服，大喊着：“怎么抓我不抓他！有本事要抓一块儿抓。”听得我浑冒冷汗。

    “黄，梁辉，这些人你认识吗？”老刑警把他们的照片摆到我的面前。

    我像一个弱智一样用手指指：“认识，鼻大的这个是黄，脸瘦的这个是梁辉。”

    “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普通同事。黄和梁辉是四爷的人，我就一普通打工的，我们分工不一样。”

    我和老刑警，还有小跟班三个人坐在关着门的房间里。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彻底沦落为可怜兮兮、颤抖不止的普通人了。他们每问我一句话，我就张地牙齿打颤，哆哆嗦嗦地回答。小跟班看我可怜，想给我接杯，被老刑警拦住了，大概是嫌我有病。

    “对了，”老刑警说，“赵德昌，这人你认识吗？”

    香港老板？我脑海里一浮现他模糊的形象，形大概和四爷差不多，但相总归是能好看一，不怎么说，比四爷还丑可不是件容易事。我还真没见过他呢。

    “赵德昌，那是谁？”我反问。

    “一个生意的老板，据说与王四有些瓜葛。”

    我苦笑着回应：“他们老板之间的事，我怎么可能知。”

    老刑警继续问：“你不好奇我为什么提及此人？”

    这老东西总是这样其不意地考验我。我只好颤颤巍巍地回答：“就算好奇，我也不敢多问。万一问错了什么，你又怀疑我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