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明军光复江南以后，一方面意味着大明从濒临灭亡（准确来说是已经灭亡）的境地重新拉了回来，至少可以和北面分抗礼。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偏安”思的行，尤其是许多江南文人，对于北伐收复中原缺乏支持，甚至反对，害怕到时候连前的形势都会丧失。毕竟自古以来，南方统一北方的案例实在是罕见。很多人心中，现在的朝廷更类似于东晋、南宋那般局势。但好在这思还没有广泛传播，毕竟明朝不是宋朝，社会的整风貌大不相同，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就是年轻士人大多比较激，谁要是敢明面上谈什么“偏安”，估计房都要被人了。这次川陕大捷，可谓一针心剂，陕西已经属于北方了，拿川陕，就意味着光烈朝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偏安的南方政权了，彻底将社会中“分江淮而治”的思想涤净。不过对于看报纸的商人而言，他们更在乎阁刚刚发布的另一条法令。月初，随着度田初步完成，江南士绅集团利益受到沉重打击后，朱由榔终于在“大”之后，拿了“胡萝卜”。阁正式颁布新的《行社法》新法规定，凡经营规模达百两以上，人数五人以上的商业组织，需在府衙报备，发放行社牌照，确定权关系，成为官方认可的商社、商行。这看似是在给商人增加麻烦，但事实上，背后的政策却不止如此。确立商业行社制度后，首先是废除了过去的贡调制，也就是在过去，由于明代严苛的籍政策，从事工商业的匠、商，社会地位极低，还要负担每年中固定的“贡调”。是的，从法理上说，商税是归属皇室帑（皇帝的私人财产）的，而匠则需要每年向皇室贡手工业品。朱由榔废除了贡品制度，哪怕是皇家，想要吃穿，也必须钱向民间平价购买，这极大限制了皇室敛财的能力，老百姓没有“养爹”的义务。其次，在限制了士绅阶层行土地投机后，却鼓励他们参与市场行为，投资商铺、厂房、海贸等等。成立行社后，原本松散的商人，可以形成一个法权主，也就是所谓的“公司”，来行市场行为。本小章还未完，请击一页继续阅读后面彩容！朱由榔始终认为，要改革，首先就要从自己改起，一方面鼓励别人搞投资，让别人步，另一方面皇室自己都还用封建地主那一，未免太过虚伪。除了殿和园林外，皇室不得占有任何生产土地财产，不得参与土地投机，但可以行资本投资。朱由榔将商税从帑重新划归国库，但却保留了百分之十，每年商税会有一成上帑。这倒不是朱由榔舍不得，对于他这地步的君主，帑没有任何意义，他真想用钱，直接从国库拿，满朝文武拦得住吗？哪怕对于后世君王而言，整个皇，撑死千把号人，能有多大开销？除非学嘉靖那，沉迷炼丹修仙，大兴土木，这君王，纵容他才是民族和百姓之祸。朱由榔留这一笔商税，是为了更大的目的——教育普及。是的，他想以皇室的名义，把这笔钱拿来，搞义务教育，如果能够成功，不仅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是一件千古幸事，对于皇室而言，这也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历史上，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不少皇室君主被推上了断台，一战后，各国民主思风起云涌，欧洲无数皇室和国王的桂冠落地，如俄国沙皇，直接被全家突突了。而德国皇室却是一个例外，虽然在战后十一月革命浪，被迫退位，但德国皇室却依旧在德国社会中享有广泛声誉，免于清算，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德国皇室是德意志近代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当年，普鲁士是全世界最早行义务教育的国家，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甚至将王让了来，给洪堡大学校舍。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