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几个小时前才享受过一场酣畅淋漓的灵，柳弈本应该心舒畅、心愉悦，神抖擞地来上班的。

    但不知为何，昨晚那说不由来的不安又莫名地浮上心，就好似在调查里遗漏了什么重要的线索一般，让他心绪难平，总是无法静心来。

    柳弈在自己的主任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对着薄薄几页民事纠纷的伤鉴定委托书看了足足十分钟，文字从他前溜走，本不了脑。

    以他的学霸质，这况实在非常罕见。

    偏偏这次柳弈连这么难以形容的第六到底从何而来都毫无绪，以至于他连想儿什么都无能为力。

    柳弈烦躁地翻到委托书的最后一页，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放到待理的那一叠文件里，等着晚些时候将它派到手的某个法医手里。

    然后柳弈往宽大的工学椅靠背上一靠，让自己整个人陷在柔的支撑里，目光投向净的雪白天板，任由自己的大脑从日常工作里离，开始发起呆来。

    他要给自己一时间，放空思绪，整理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事。

    说实在的，就最近他们碰到的运输公司车荣华和经理包珏的被杀案而言，在柳弈回国工作的这两年的诸多大案中还不一定能排得上号。

    如果不是案件里莫名其妙现了一把十八年前丢失的警枪，光以案的质和复杂度而言，甚至都不得到如此兴师动众的重视度。

    所以破案的关键难还是在十八年前的包永兴案上吗？

    柳弈将枕在椅背上，开始回忆他看过的包永兴案的调查卷宗。

    那卷宗他反复看了好几次，不说倒背如，至少能背个七八成，确到时间的细节也能记得分毫不差。

    确实，除去他只从简一端简前辈那儿听到过的三个疑之外，卷宗里详实的调查经过和人证证都表明，当年负责的警察们其实十分负责，侦办得也十分细致，由此得的调查结论应该是可靠且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