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汴梁茶商行业，就只有田昌到了家百万。

    他一次能从杭州运来十二万斤茶叶，最多的时候二十万斤，即便是只普通茶叶一二百文一斤价格卖，也能卖一两万贯乃至三四万贯的收。

    如果是好茶，往往在三四百文甚至五六百一斤，收只会更。

    而且这还只是茶，当时有夏茶、秋茶、冬茶，四季都有茶叶市场，一年顺利的话能运七八趟货，所以每年田昌的收都在十万贯以上。

    但要注意的是这是总收，还没有扣除成本。

    林林总总的成本扣来，他实际上每趟净利也不过几千到一两万贯，一年净利可能万贯左右。

    可即便如此，包括他开在各地的门店、铺面、其它产业以及多年家财积累，也已经是百万贯级别的级大富豪。

    而次一级的级大商人，像周云升、王他们，虽然也是汴梁大茶商，但总家也不过几十万贯，平时的动资金一般也就十几万贯。

    除了他们之外，这里剩的人大多数就是二三十万贯家，动资金几万贯而已。

    茶商们赖以为生的手段无非两，一是靠茶引货卖茶，另外一就是靠每年转运到边关的粮，得到虚估的钱币。

    然而茶引能给的利极为有限，首先是茶引有官府政策，十二万斤是上限，再有钱也搞不到更多的茶引。

    其次是茶价受市场影响很大，官府可以通过摊派压低茶农的利，低价收购，他们就不行，必须抬价格才能收到好茶。

    再加上受各各样的况影响，茶叶市场容易造成波动，有时候辛辛苦苦从各地把茶运到汴梁来，遇到茶叶价格暴跌，说不好不仅赚不到钱还会亏钱。

    因此相比于田昌，这些人其实更依赖于从边关获利，得到虚估货值，朝廷的血，甚至绝大多数茶商主要利来源就是从边关搞钱。

    现在朝廷开见钱法，杜绝了虚估货值，无异于断了他们一条重要的生计。

    只是断了生计是一回事，冒着被抄家灭族的风险跟朝廷作对又是另外一回事。

    史料记载除了官商背景以外，有宋一代对大商人一直没手。

    很多地方官员都喜对商人横征暴敛大肆盘剥。

    甚至还有“数十万卷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丐，有赴投缳而死者”“家财尽，赴自缢，客死异乡。”等记录。

    可见宋朝朝廷基本上是把商人当韭菜在割。

    所以面对周云升、王等人将大家聚集起来，号召众人一起抵抗朝廷的时候，他们才如此犹豫。

    一时间，场顿时再次陷了沉默。

    又过了一会儿，才有人说：“我觉得现在光凭我们的力量还是太小，仅以成都府和汴梁的大茶商们，不足以撼动朝廷，不若等明年联合全国各地的茶商，一起去成都存钱，再来汴梁取钱，更容易让朝廷断了支项，到时候还是得取消见钱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