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江大郎让船舱的人停好船只，探看向外面的小舟。

    “几位官人，何事？”

    江大郎面无表地问，他其实知是什么事，常年靠漕运讨生活，又怎么不晓得里面的规矩？

    小舟上一个税丁目呵斥：“瞎了你的，不认识字吗？我们是应天府商税院宁陵场务，过路的商船都必须税。”

    江大郎沉声：“可是我们船上并无货。”

    “检查！”

    税丁目大喊着。

    “什么事了？”

    赵骏这时候走过来。

    “知院，是应天府商税院宁陵场务来收税了。”

    江大郎回答。

    “呵呵。”

    赵骏给逗乐了，说：“真会横征暴敛，宁陵哪来的场务。”

    宋代商业繁荣，征税都有规定。

    以各路主要商业城市为基，设商税院、商税司、商税务，设各地税亭场务。

    问题是最早税务规定只在各个主要商业城市征收，你路过哪个大城市，就在那里税，为货总价值的2％。

    以扬州到汴梁为例，征收只有扬州、楚州、泗州、宿州、亳州、应天府以及汴梁七个地方。

    这样大概税收就是你货总值的14％。

    如果路过每个县城都要一次税的话，沿途可是有20多个县城，40％以上的税，商人不得亏死？

    毕竟古代经商成本本来就，利并不可观。如果再加上额税务，商人要想赚钱，就要提售卖价格，最终还是老百姓买单。

    所以当时规定税率基本要维持在10％左右。

    可惜的是规定是规定，各地本不履行，往往每过一州至少要被两次税，而且苛捐杂税极多，什么“力胜钱”“到岸钱”“市例钱”“过桥钱”“打扑钱”应有尽有。

    到宋徽宗时期，税率已经达到30％以上了，严重增加了商人们的负担。

    显然应天府在宁陵设场务，就是准备雁过，到时候在应天府还得一次税，估计到了扬州，这税率已经远远超过10％，在20％以上了。

    江大郎问：“要不要赶走他们？”

    赵骏沉了一，说：“让他们上来，盯他们，防止他们翻，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横征暴敛的。”

    “是。”

    江大郎便再次探：“你们上来吧。”

    说着放梯。

    很快面的税丁便爬了上来。

    但他们还没来得及耀武扬威，就一个个惊慌失措不已。

    因为他们骇然地发现甲板上到都是人，一个个腰间悬着刀，盯着他们面不善。

    江大郎掏腰牌：“我们是外调的屯驻禁军，路过此地。”

    原来是群贼军啊。

    税丁们顿时放心来，不过目也没保持刚开始的跋扈，而是说：“既然是外调的兄弟，那我们也不为难，照往常惯例就是了。”

    外调的屯驻禁军也经常经商，来往之间，船舱里藏些货也是正常的事，大家都不愿发生冲突，基本意思意思就行。

    只是旁边的赵骏佯装不知：“劳烦这位官人，我们也是第一次外调，却是不知这往常惯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