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边的苏颂，杜中宵叹了气：“范、韩二相公自西北朝，位列执政，又有富相公意气相投，联手施行新政是好事。但朝中谏官和馆阁人员借此攻击老臣，闹得沸反盈天，实在不是什么好事。石直讲当世大儒，写《圣德颂》没人可说什么，可动辄指重臣为邪，唉——”

    苏颂接了邸报看见，随手放，沉默不语。

    杜中宵又：“景祐年间，范相公被贬，蔡君谟作《四贤一不肖诗》，已是引起无穷风波。现在石直讲更一步，写《圣德诗》，直指重臣为‘妖魃’、‘大’，成何统！蔡君谟知谏院，欧永叔和余安同为谏官，与石直讲等人同气连声，以范、韩、富诸相公为大贤，朝中其他大臣怎么想？”

    苏颂轻叹一气：“待晓是与石直讲等人政见不同么？”

    杜中宵：“哪里有什么政见不同，只是他们自称君之朋，以台谏应和宰执，犯了本朝不结朋党的大忌。此事于朝政无益，对范、韩诸相公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苏颂：“然而，夏太尉在西北数年，逆贼未平，寸功未立，朝为相，本就人心不服。纵然改枢密使，依然难平众议。夏太尉在两府，只怕台谏就不会善罢某休。”

    杜中宵苦笑着摇：“觉得夏太尉不堪众任，直指其才不足即可，何苦就指为小人佞？爵以酬功，任官以能，此是古训。论官不论其功勋才，事的官员岂不会无所是从？”

    苏颂笑：“待晓这话也有理。不过此时学张目，你这话说的却不是时候。”

    杜中宵摇了摇，不再跟苏颂谈论这个话题。苏颂本人对党争不衷，杜中宵反对，他同样也不兴趣。不过他看得清楚，现在正是学兴起的时候，杜中宵反对也没用，不过发发牢。他是怕杜中宵对此事想不开，卷党争里去，私底说两句没什么，他也就没有兴趣了。

    夏竦是西北经略使，范仲淹和韩琦是经略副使，结果打了几年，夏竦回朝，被指为邪，甚至石介指着鼻骂，而两个副使却负天之望，成了朝政的大救星，让杜中宵想不开而已。这其中的差别更让杜中宵确定了自己对庆历新政的看法，新老旧，朋比党争，想象中的局面一新是没有指望的。

    庆历党争始于景祐年间范仲淹被贬，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彻底撕破了脸。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占上风的不再是吕夷简，而是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人。他们在宰执中占多数，外面又有谏官支持，不在权力还是舆论上都占有绝对的上风。不过此时的范仲淹也不是当年的范仲淹了，作为旗帜，他个人跟吕夷简的关系早已缓和，对石介等人激化党争的法也颇有微词。奈何，他本控制不住局势。

    蔡襄、欧修、余靖等人，这些哪一个是好相与的？笔似刀，嘴一个比一个厉害，被他们针对那还有一个好？这还是王素因为被人举报跟孔辅有姻亲，外放到了淮南路，不然这些人势力更大。作为前朝宰相王旦的幼，王素还有跟皇帝的私人关系这一层呢。

    把所谓的吕党和范党划分一，范仲淹旗的主要是年轻少壮官员，而被他们针对的吕夷简一党则多是老臣，只有王拱辰、张方平等少数青壮。而且范党是主动结党，吕夷简一伙实际并不团结，很多人是被其他人行一块的，他们本人本没那个意识。便如此时被针对的夏竦，其实与吕夷简不和，他还想着自己应该宰相呢，本没想去依附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