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例如悯农的作者李绅，”伍华举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简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李绅可算不上什么能臣好官。”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

    “是唐朝科举还知考明经、明法、明算，选择地选翰林院和礼、刑和大理寺、和工的人才，让专业的人专业的事，结果在明清的时候，大家的都是让适合搞文学创作、针砭时弊的人跑去算账判案！”

    “官员们从小只读圣贤书，如何能够懂得这些东西？于是钱粮师爷和刑名师爷也就应运而生。”

    “都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银，”伍华说着：“想来这支付幕僚的费用都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了。”

    “不过我们还有一个理解，说这个三年清知府的清，说的不是清廉的清，而是说当三年大清的知府，可以拿到十万两银，大明的却没有。”

    “其实吧，大明不是没有知府能拿到这个数，只是这事还需要看年，要是搁在朱元璋和朱棣那个时候，人恐怕没了，要是搁在嘉靖万历那时候，更惨了，搞不好要贴钱上班。”

    “毕竟人在官场，如果被分去容易背锅的岗位，很可能就会很惨地成为替罪羊，不想死的话就必须要贿赂上级和吏官员，调去一个安全的岗位。”

    “可以说，当时很多官员都是在贴钱上班，因为他们的工作不仅没有油，还需要孝敬上级，有些岗位还能够搜刮民脂民膏，有些岗位就是只能靠豪商支持、家族经商或者夫人的嫁妆。”

    “明朝时期，很多获得了举人甚至士功名的普通人家孩，会选择回到家乡一个富家翁，开设学堂教育当地弟，通过面对天地的额度，和商人的投资、挂靠，过上跨越阶级的生活。”

    “那时候有句话，叫穷秀才、富举人，就是因为举人功名已经可以候补官了，而且举人拥有免税额度的田地远超过秀才，会引来很多人来投靠，通过给举人好的形式躲避田地的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