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sp;人的野心都是随着份与环境的变化不断增的。在定襄的时候，李牧打算把酒的价钱定在一坛五钱银，这是考虑到定襄左近几县的消费平，这个价位已经是极限了。

    &esp;&esp;但到了安之后，这么定价肯定是不行了，别的不算，光是成本就受不了。那日李牧在国公府的演武场酿酒的时候，随问了一安的粮价，令他大吃一惊。在定襄时，斗米二十文。但在安，一斗米要两钱，也就是二百文。这还是米的价格，选米还要更贵，最贵有五钱一斗的。

    &esp;&esp;十倍的差价啊！

    &esp;&esp;李牧不太理解，就像李弼讨教。经过李弼的讲解，他才明白其中的因由。这十倍的差价，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通不便，二是边城与都城之间的贫富差过大。

    &esp;&esp;唐朝的资调动是很费劲的一件事，就拿粮为例。邑的粮再便宜，但要运来安，人吃嚼，加上路途难走，至少得有一半的折损。而且还要防备路上的匪徒，风险也十分大，很少有商人会选择这买卖。西域路上，商人们贩卖的都是差值的奢侈品，没听说过谁是卖粮的，因为只有这样，带来的利才能与付和风险抵消，有所回报。而且邑本地的粮，本地人还要消耗，真正富余的粮也并不多。

    &esp;&esp;再者，安富庶，邑贫瘠。财富差也非常大，这就如同后世的‘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三线城市一千多，直辖市四五千甚至上万。消费平也不一样，三线城市面五元一碗，直辖市的面，二十一碗都看不到沫儿，是一样的理。

    &esp;&esp;在等待酒的时候，李牧和李弼还有白闹儿及黄岐一起，趁着空档，商量酒的定价。

    &esp;&esp;黄岐各地经商多年，擅于算成本，率先发言，：“现在粮的市场价，粮二钱一斗，米五钱一斗，我们用来酿造酒的粮，品质介于两者之间，算作三钱一斗。刚刚投料的时候，我记了数，共投六十七斗粮，也就是说一次酿造要二十贯钱的成本。”

    &esp;&esp;李牧，看向李弼，问：“二叔，不知这安城中的酒，都是怎么定价的？”

    &esp;&esp;李弼：“酒分清浊，浊酒贱，清酒贵。一般的浊酒，在安的地面上，一斗差不多五钱。清酒则要翻倍，普通的清酒，稍有些杂质，八钱、一贯。像江南这样有名号的酒，则要两贯、三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