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如此。”

    “再说吧，我电影的投资还没着落呢。”

    黎瑞达把利害剖析清楚，摊开来给崔泠讲，可她却不在意，她只问：“黎瑞达，你认为男人和女人看待事的光区别在什么地方？”

    崔泠听完，一针见血：“在电影里，男导演罪犯。”

    “在这个题材上，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女导演的作品可能会涉及犯罪，但是她们的注意力其实放在别的方面，而且我不讳言，男导演更衷于暴力和冲突。”

    “所以你想要通过虚构叙事来完成自己的表达？”

    “那换个问题，男导演跟女导演在犯罪题材上的区别是什么？”

    黎瑞达没有否认，“我们搞艺术的其实心里都明白，罪恶是迷人的，它极引力，观众其实也喜。虽然绝大多数观众都备正常的德观，但是这不能掩盖另一方面，人类的某天喜罪恶与暴力，结局当然要追求正义，可是重要的是过程，对犯罪过程和追捕过程的观看，越聪明的罪犯，越受到追捧。”

，程松是个浪，在我之前，他跟别人都是开放式关系，我说我受不了，我以前真的以为他能为我改变他自己。”

    黎瑞达到痛，“怎么还惦记这事，趁早歇了吧，什么投资人会投啊，你跟程松版权上就撕不开，而且吴雪峰是拍犯罪片的腕儿，跟他撞题材，纯属老寿星吃□□。你拿什么跟人家争，别最后是李逵对李鬼，你就是那个被吊打的李鬼。”

    “你这样不行，你不是喜迟念么？她最近在y省修养呢，我介绍你去她那儿住两天，呼一新鲜空气。”

    “可被害者是无法说话的。”

    “所以他们不在现实里还是在影像里都成了被忽略的人。我那个纪录片没拍成就是因为我当时想选取被害人视角，太残忍了，我寻找被害者家属，那些垂垂老矣的父母，我的问题清单就是我手里的刀，我在凶手杀害他们的女儿之后，用语言又杀了他们一遍，我拍来会起到什么警示效果呢，不过是自欺欺人，我只是把他们的伤疤揭开来，让好奇者的神和话语将他们凌迟一遍又一遍。”

    黎瑞达斟酌了几秒，“我不认为二分法能说说明什么，照刻板印象，男人更理，女人更，可实际况很复杂，你不能否认你会见识过很多女用事，但是男未必不也是如此。同理，女在很多时候跟男一样，甚至比男更为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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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的是什么？”

    “是那件针对少女的连环杀人案？”

    “算了，不说这个了，自己家陈芝麻烂谷的破事不值得拿来反复说，我今天有失态了，我在家喝了三天酒，差喝断片儿忘了今晚跟你有约。”

    “所以犯罪片的拍摄重要么是嫌疑人，要么是追捕者，本能偏好与市场喜好在这一上取得了共识。”

    “毕业之后我不知，念书的时候我能保证他没偷吃过。”

    “对。”

    “被害者，我想拍的是被害者。”

    “那你觉得程松和吴浩然会这么想么？你在他们之前杀青上映，人会觉得你是存心硌应，你要落在了后，那是你拾人牙慧，好巧不巧凑一个档期上了，好么，唱对台戏蹭度来了。发现了没？不怎么，都讨不了好。”

    “我又不求什么大成就，我就是想把我想拍的东西拍来。”

    “这正是我跟程松现分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