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健钢拿起纸笔递给秦应麟，说：“给你纸和笔，你把那四制特工电台存放的地方，及你们‘天津特别组’的所有成员，包括电台的报务员、译电员和前门外某货栈的报员、通讯员的姓名、年龄、籍贯写清楚。这是给你赎罪的机会，懂吗？”

    秦应麟回答：“懂，懂，请官恩典，我写，我写！”

    秦应麟很张地把电台存放的地及“天津特别组”的人员况写了来。最后，老孙对秦应麟说：“给你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对你这样的老特务，只有彻底认罪服法，才有希望得到宽大理。你回到禁闭室，把你自己和你同伙的历史罪行，彻底代。除此以外，把你知的别的特务分的况也都写来，才是你为自己提供量刑的证据。”

    秦应麟回答：“是，是，我写，我彻底代。”

    从缴获的“天津特别组”与台湾保密局总台来往电报稿和被捕特务的供中可以看，保密局当时主要是密切注意我党我军有无军台湾的迹象和抗援朝的动向，也希望了解中苏关系、级民主人士与级起义投诚人员的动向，以及价、金、币制等方面的况。

    他们更希望得到我党和国家军政领导人的面貌特征、住址、车牌号及参加重要活动的信息，以供保密局的行动组织技术总队特务行刺之需。保密局“天津特别组”搜集报的主要来源是公开发行的报刊和社会上的观察、传闻。仅有少数报如：“聂荣臻两个半师开往山海关”，“新乡、郑州五列车军用装备运往东北”，“宋时携苏式80吨重型坦克和喀秋莎火炮朝”等比较有价值。

    公安机关在该组立足未稳、尚未觅得更重要报的时候即将其打掉，对保卫首都，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保证抗援朝战争的胜利都作了重大贡献。

    台湾保密局局人凤苦心经营并寄予极大希望的这个特务组织，潜京津地区活动不到半年就被我公安机关一网打尽。对新中国反间谍第二案——“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秦应麟案的破获，印证了在破获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保密局直属北平潜伏台”计兆祥案时，李克农给人凤的电报中发的“你们来多少，我们就消灭多少”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