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

    因为疫封关，我和k有一年半没见玉明了。最近终于重开边境，我们能够坐飞机到他所在的国家，又转机到他所在的小城市。他在电话里懒懒的：“我烤呢，就不来了，还记得路吧？”

    十年前，我们辗转到欧洲，相当费了一番功夫，才找到工作机会。在欧洲安定来不久，我和k就和平分开，断联了三年。只是我仍有他的银行卡账，每隔一段时间，我会将工资存一分给k。

    那时候我很倔，一定要自己分清和激的区别，以至于我不愿面对k，不愿面对自己。午夜梦回的时候，我会想起和他在北京相的一年半，想起我们血腥青里的那一场大火。

    2016年年底，我的居留有了眉目，于是和妈妈在香港见了一面，问她要不要考虑用特殊的渠来欧洲投奔我。她只说弟弟还要念大学，希望我在外面能平安健康——她罕见地袒自己的心：1989年她在北外未完的梦，她希望我帮她去。

    接着，我动去找了玉明，听说他开了一间中餐馆，我想去见见他。

    那天正雪，我刚门，就看见k坐在吧台上和他一起喝啤酒。有别于我的张激动，k很自然地问我的近况，我还没答话，玉明就倒了满满一杯啤酒给我，请我坐。

    k没什么变化，穿衣打扮都还是那休闲日系风格，他在一间本地学校教中文，偶尔代音乐课。我问他，你还搞翻唱吗？他摆摆手，不敢脸，声音也不方便，不了。

    我说我在旅行社当导游，正在重新读兼读本科，想以后去图书馆工作。我问他你怎么样，爷爷好不好？他说最近他们才来欧洲看他，至于，他从椅上来，走了几圈给我看，如果不细心观察，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那晚，我们三人从吧台聊到沙发，一直聊，聊到第二天天刚亮，雪光从窗里透来，我和k靠在一起睡着了。醒来之后，我们相视一笑，我说我还你，我们要不要重温京华旧梦。他脸蹭地红了，把我抱起来转了一圈，语无次给他打电话。

    从机场来，转士，到站后还要再走两公里。等我们着大太，走到饭店门时，已经汗浃背。玉明来开门，请我们坐，给我们现苏打。我盯着他的脸恍惚了一——其实我记忆中他一直是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新华社记者，只是他为躲通缉，现在整了容，面相和气质都不太一样了。

    烧烤店吧台上摆着一张有些褪的合影，是他和k小时候在蒙东的公园，和他们的父亲一起拍的。

    天喜地的谈中，玉明说，先前过年的时候，大学同学联系过他一次，说前段时间在纽约碰见了他前女友，赵新杨的妹妹赵晓荷，她在国读完了博士，拿到了一间州立大学东亚研究的tenuretrack。我说，她爹都落了，真是瘦死的骆驼比大。

    玉明垂睛：“赵晓荷不算很坏的人，这样她也算得解脱——也算得解脱了。”

    “不聊那些了。”k摆摆手，岔开话题，“阿哥，我们要不要去尔维亚自驾？你还有没有其他人选？”

    “哪有其他？你们生一个就有了。”他打了个哈欠。

    吃了两串，拿餐巾纸的时候，我发现餐馆的墙上，挂了两幅崭新的中国地图，一幅是中国地形图，一幅是中国政区图。一大苏打肚，我笑着打趣玉明：“怎么想到挂中国地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