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提议向来没人搭理。

    比如弘治时期的阁臣丘濬就曾提亲藩宗室、世袭武臣、额外文职是大明的“国家大费”，并引用苏辙的说法来调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

    苏辙关于宗室的观是这样的：宗室袒免之外，不复推恩，袒免之以试仕！

    简单来说就是，宗室了五服咱就不认了，当普通老百姓理；五服之的，通过考让他们仕。

    可惜这对朝廷有利的改革在宋神宗在位期间没实行多久就被废除了。

    所以苏辙在元祐年间提及此事时伤怀地说：“这法现在连说来都得被骂‘逆人心、违旧法’，何况还想推行去？”

    连他这么个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在这时候都提“事势既极，不变则败”，表示“苟能裁之，天之幸”。

    苏辙的提议在元祐年间没人听，丘濬的提议在弘治年间当然也没人听。

    即便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都居位，算是朝中说得上话的人，许多政策依然很难落到实。

    没办法，想把事办成很难，想把事办砸多简单？只需要放在那里不去它就成了。

    放置几年转一看，嘿，提议者都已经了，这事再也没人盯着喽！

    顾闲的各项提议总能迅速落实，得益于他背靠张居正这座大山，此前整个朝廷都得跟着张居正和拱效运作，现在只剩张居正了，他的作风依然至极。

    朱翊钧一时半会也没对张居正生诸如“你是皇帝还是我是皇帝”这想法，对张居正提的各项举措都十分支持。

    正是放手大的好时机！

    不趁着这时候把各项政策落地，后面再想什么就太晚了。

    比如史书记载万历中期曾允许宗室弟参加科举，希望能缓解这一问题，可惜推行之后发现考中的人寥寥无几，压起不了任何效果！

    一方面是宗室弟本平不太行，想通过科举仕希望渺茫；另一方面是文官系十分排斥他们来挤科举独木桥，相当团结地把他们排除在外。

    这况所谓的“补救政策”可不就毫无用吗！

    顾闲积极怂恿朱翊钧一定要负责到底，不能让大伙辛辛苦苦筹划的别试沦为笑话。

    朱翊钧：“知了，知了，又不是什么大事，你怎么总瞎心？”

    顾闲：“我是怕他们表现得太差，以后叫陛颜面无存！”

    朱翊钧：？

    怎么还成我的责任了？

    顾闲跟他掰扯：“他们要么是陛的血亲，要么是陛的姻亲，要么是‘与国同休’的勋贵，哪个不是跟陛连亲带故？他们要是考得一塌糊涂——或者领了实职后办事办得一塌糊涂，丢的当然是陛的脸！”

    “即便旁人不敢说，陛自己难不觉得丢人吗？”顾闲，“陛合该每个月降宣谕，督促他们不得懈怠，务必要用心备考！”

    朱翊钧哼哼唧唧两声，也不知听没听去。

    不过等到冬至的时候中邀王家人来吃个家宴，朱翊钧看他们两手空空地来，心中便莫名想起顾闲说的“送不送是心意问题”。

    都是当爹的，还都姓王，怎么这么不一样！

    朱翊钧这么暗自嘀咕着，席间又不动声地考察起王家人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