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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延对于自己所言的能不能说服王锡爵也没有十足把握。

    林延心准备的这说辞，原来是等着石星的，但是却不想碰到了王锡爵。王锡爵为词臣看事的角度与石星这样的循吏自是有些不同。

    而林延这说辞，是来源自以往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里面提了一以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政治得失。

    《万历十五年》此书的角度了封建之时以帝王将相角度看兴衰，也了近代以人治得失看兴亡的范畴，而是提供了一等更广度的视角。

    好比明朝之灭亡，明清史学大都是认为亡于万历，亡于魏忠贤，亡于崇祯，这是以少数几个人帝王将相决定一切的角度。这样的观就是认为换一个皇帝，或者除掉臣，就能扭转局面。

    而另一个角度延伸那就是近代，批判于东林党，批判于皇权，批判于党争。

    这两等都是以人事的角度来看待。

    到了现代分析就多了，大是以小冰河期为主，以及番薯，苞谷的清初大规模推广，这一盛一衰来看。

    这个看法了人事，而是以自然学科的角度来看，比如《万历十五年》书中不少是以西方现代经济视角来分析，这也是大历史的说法。

    大历史中尽量减少人事因素，而提供了一等更广度视角，运用多学科糅合的角度来分析历史。

    譬如四百毫米等降雨线，决定农耕游牧两等文明，这是环境决定的，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其实林延个人以为以一个角度来看容易片面，多学科来看更客观，但回过来起决定因素的还是人。

    不过王锡爵可能不会如石星般顾及到这，所以说服他，林延没有把握。

    而对面的王锡爵仔细地想着林延的话，从义学，再到报纸，再从报纸到了番薯，苞谷，想起这些年林延得那些事，再到舆图上那目惊心的一线。

    王锡爵抚须沉思了一会，然后：“那宗海以为呢？老夫虽不认为陕西山西会常年的大旱，但是真如宗海所言，真的持续十年二十年，北方之狄夷也因穷困潦倒而南犯，那么就算凭借着屯番薯，恐怕也是难以为继吧！如此这么多年我等在朝堂上争的是什么？又有什么好争？”

    林延松了一气，看来作为帝国的宰相王锡爵，对于自己这样说法还是有所认同。明朝的局势十分清晰明了，以大明现在的财政状况，若真的遇到林延所言这样的况，那么国家就很危险了。

    林延：“元辅，官听闻夏尚忠，忠乃诚信敦厚，如此不免为小人所欺。商人尚敬，敬为敬天法祖，但如此不免为小人以鬼神欺之。周尚文，文就是礼乐，但礼乐二字就容易生繁文缛节，这时候当以夏人的忠信纠之，如此三代循环，可谓往复。”

    王锡爵：“此太史公的话，可谓至理名言。”

    林延：“官也是如此想的，政治之得失也在如此，本朝以礼治天，可谓尚文久矣。此文并非周之文也。我等谈人事，论兴亡，都是以朝堂上而言。譬如我们看史书，认为帝王将相承国家兴衰，似乎国运兴不兴，坏不坏不在其他，只是归功过于几个人而已。”

    竹林沙沙作响，从亭里看向紫禁城的方向，依稀看到墙边角，不知不觉暮已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