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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小小的不快归结于没有选择商务舱。取了圣诞节时的教训，新年伊始我就开始了‘勤俭节约’计划（暂时不能开源，至少可以努力节），缩减不必要的开支，把零钱都积攒来。这趟毕业旅行的所有销都是由我自己承担的（侧面论证了其实我没有太多钱的地方，那么以前的零钱都去哪儿了？）。发前查理往我的钱包里偷偷了五百镑钱，但我不打算，在我看来两三个小时的航程实在没有非坐商务舱不可的必要，毕竟，谁也不能预料到接来发生的事。

    “半个。”我冷着脸纠正他。

    终于察觉到我的不快，对方格外迟钝的转了转珠，好将我从上到的打量一番。借着那昏暗的灯光，我发现他除了浮、显得双目无神之外，其实得很小——仰喝完最后一可乐，年轻的乘客先生怪声怪气的笑了一：“哦。”他的音很难听，还故意拖了声调，“那可以请你安静一吗？我想睡觉。”

    我必须承认这个中国人激怒我了，他的表、神、语气，无不透心的轻蔑和不屑，好像为一名拥有中国血统的亚裔，不会说汉语是件非常可笑的事。

    “别不开心了，”抵达罗那后我依然闷气短，凯瑟琳和翠西已经迫不及待的准备门逛街，这次我们租了一三室两厅的豪华公寓，就在加泰罗尼亚广场附近，周围遍布大学、餐厅、博馆和商店，凯瑟琳在电梯里振振有词：“那只是个陌生人，本不了解你的为人和过去，他有什么资格对你指手画脚？况且你本算不上是中国人，你只是亚裔，萨曼莎，不会说汉语再正常不过了。”

    达芙妮立刻帮腔：“毕竟汉语很难学，我猜他们的小孩儿学说话、学写字时一定也很辛苦。”

    她有意逗趣，大家都捧场的笑了。朋友们的劝多少使我好受了些，是啊，凭什么要为一个陌生人的话语耿耿于怀？他算什么呢？他又不能代表所有亚洲人。吃过晚餐（难以置信，夏天的罗那八九钟才会天黑，对这儿的人来说九是正常的晚餐时间），趁安珀还在卫生间里刷牙洗澡，我躲在卧室偷偷给哥哥打了个电话。

    助教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之前家教的那个小男孩（据说是加拉瓦父辈朋友的儿）也不打算辞退他，还给他涨了时薪，加上每周末去餐厅帮工挣得的薪、小费，跟我不同，我哥哥现在富得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