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府派人，一则我们没有这么多人手可用，二则我们的人不熟悉各地的庶务，反容易遭当地乡绅百姓欺瞒妨碍。”

    像这丈量田地、清算人的事往往都是各州甚至各县自行负责，然后层层上报，最后汇总到成都府的。如果成都府事事都要亲力亲为，代价太大不说，其实办起事来也有重重障碍。各地的事由各地自己办更方便，但徇私舞弊也难避免。

    这条路走不通，又有人提别的建议：“府尹上任后多颁布仁政，想是有些刁民因此不将官府的威严放在中。依我看，此事必当立重法、加严罚。揪几个严重舞弊的恶吏与刁民，来个杀儆猴。刁民恶吏得到震慑，就不敢再恣意妄为了。”

    这个提议得到了官员们的普遍支持。

    “对，没错。刁民要罚，恶吏更要严惩不贷！”

    “还有徇私舞弊最严重的那几州，州官亦要负监不力之责！”

    “命各州重新丈量造册，如果再发生舞弊瞒报之事，应以十倍重罚！严法之，刁民当会有所收敛。”

    徐瑜听完众人建议，都觉得有理，只是还不够全面。他开：“瞒报最严重的当是各地的富豪绅。这些手段恐怕未必能够震慑住他们吧……”

    徐瑜跟卢清辉不同，他的并不算，是因办事勤勉能且为人伶俐才一路升官到少尹的，他对民间的状况很清楚。越是富贵的人家，逃税就越是厉害。毕竟富有钱打办事的官吏和打地方官府，穷人即便有这心，也未必有这能耐。

    即便成都府令重罚，也未必能罚到这些富上。毕竟有地方官府的回护，最后或许只能不痛不地抓几个实则都舞弊不严重的来，猴却仍然逍遥自在。

    堂上静默片刻，似乎无人想更好的主意。

    薛清又冷不丁开了：“这还不简单么？颁一则‘告缗令’，我就不信那些富豪绅的田税征不上来。”

    堂上的众官员又是一惊。

    所谓的“告缗令”，便是鼓励百姓去告发那些瞒报田地、逃避田税之人。官府则从罚抄来的税款中取一分给告发者以奖励，便可促使百姓有告发之动力。

    此计虽毒，但的确有用。尤其是对各地的富豪绅们。地方官府包庇他们，成都府却不会。现在成都府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究竟何人瞒报田地，由百姓来告发，他们也就不愁再被瞒在鼓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