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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三府发的勤王令, 每个收到公函的地方大员都了回应。无论人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愿或不愿, 几乎无人拒绝参与勤王之事，而且明面上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即使朝廷现在已经名存实亡，可从名义上说，所有人仍是朝廷的臣。救驾之事义不容辞，绝无推脱之理。

    而因为三府府尹都发了勤王令，各地诸侯也几乎给每位发勤王令的府尹都回了函，反倒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勤王之事到底由谁来主持统筹？三府之间总得有一个说了算的, 要不然什么时候发兵、去哪儿驻军这些事儿都定不来, 共同剿匪自然无从谈起了。

    在主导权这事儿上, 京兆尹费岑没怎么努力就放弃了。本来么, 他发勤王令的目的只是趁机推脱自己剿匪不力的责任, 争不争功劳都是其次。且他远离京城，这事儿由他来持也不好办。

    而河南尹鲁广和广晋府尹刘松之间为了这件事，互相之间诛笔伐了好几回。现在朝廷无主，两人都有趁机揽权的意图。

    瞅着勤王之事可能就要因为两人的相争而黄了, 也不知鲁广是忽然良心发现还是怎么的，竟然主动让步, 将主持统筹的权利给了率先发起勤王的刘松。

    刘松这扬眉吐气，仿佛自己已成了朝廷的代理一般，简直风得意, 又再次向天诸侯广发公函，推勤王一事。

    然而他的风得意并没有维持太久。他很快就发现，此事非但不代表权势，相反，还是一个大坑、坑、天坑！

    ——虽说各府都表明了同意参与勤王之事，然而参与是一回事，各府愿多少力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凡离京城越远的地方，愿意动的兵就越少。譬如那江南府和临安府，明明都是鱼米之乡富裕之地，没怎么受过兵祸之灾，说应当兵壮才对。却竟纷纷在信中推脱自己民生困顿，兵丁稀少。一个肯三千人，一个索只想一千五百人。

    毕竟他们离得远，叛军之对他们无甚影响。而救驾成功，他们能分得的好也最有限。因此他们摆明了只打算走走过场，面上过得去就行。至于剿匪能够成功，他们本就不大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