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罪犯”。当时在澡堂里，有一个小伙对他表现好。单许久的余丽傻乎乎地便上了。没想到对方是警察，呼地一了起来，大叫了一句‘好哇，你可真是藏不住呢！’”1979年后，《刑法》规定，同恋算作氓罪，严打期间甚至可以判死刑。余丽被判七年劳动改造，在礼场里扛洋灰。一百斤一袋，来来回回扛，整日不得歇，一病。余丽扛了七年整，1990年才被放来，还被剥夺城市，从此天天疯疯癫癫。

    而再往前，是文革中。在十年文革中，同志如履薄冰。对于他们来说，1966年，是末日的开始。人人惶恐，人人自危，哪敢透半不对——那个叫“犯”，是要被枪毙的。满街大字报上，“现行犯”在最前，后面还有什么“杀人犯”，最后总会跟着一两个“犯”。在这背景，大家都会服从安排娶妻生，也包括余丽当时的“男朋友”。而余丽，又作起来。当时余丽的领导为他介绍婚姻对象，而余丽，对着一直以来和蔼慈祥、对他照顾有加的老领导，竟然小心翼翼地说，不行，他喜的是男人。如果可想而知，余丽被揭发，他被上兔耳朵、兔尾游街。“红卫兵”用行命令他学兔动作，蹦过街。他们还将他的嘴里，把他扒得只剩绑在理发店橱窗里示众整整三天三夜。而这时候，是掲发他的老领导替他奔走呼号、四请命。原来，那老领导想让在改造当中归于正常，也没想到最后竟然差将人推地狱。在这个过程中，余丽曾经的“男朋友”，决与他划清界限，好像生怕对方举报，只是留了一句：“余九嘉，你脑是不是有病，神病。”

    再再往前，是余丽与那“男朋友”的最初。二人初中同学，后来在公厕里互相了解意。余丽当时是一名小学教师，又因为藏不住，恋被学校知后将他开教师队伍。幸好文革之前没有那么严酷，学校只是给了一纸“关于理犯余九嘉公告”，开除了事。余九嘉的母亲暴打了他一顿，至死都没有原谅他，还说“我争来多少脸，你丢掉多少脸。”

    “……”何修懿很压抑，却继续读去。

    在剧本中，“我”一边好奇地打听着余丽，一边向男友和朋友讲述故事。在这个过程中，男友和朋友都笑余丽蠢。在那样的背景，讲自己是一名gay，不勤等着惨剧发生？不整他，整谁呢？

    一次，“我”压抑到极，便问男朋友：“以后，你打算要怎样？向父母柜吗？”男友却仿佛在看怪：“那怎么可能啊？！父母那一辈人不会理解gay的。他们顾及脸面，喜的只会是‘听话的儿女们'。你可千万别闹，我有朋友柜，哎哟，真是可怜……终日犬不宁。嗨，中国社会就这样，没救了。大家都像蚂蚁一样，只能踩着既定路线前。妄图跨到其他路线的人都会付很大代价。”而在“我”提质疑后，男友却笑：“以前都没发现……宝贝叛逆呢。娶妻生的事以后再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