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一罗熙。

    “一个朋友。”

    “你在哪里？”他大声问我。

    卧室的灯是暗的。

    “他睡了吗？”我一边脱大衣一边问家，过来的路上了雪，我连帽都没带。

    我知他是生气了。

    “好无聊……”他在电话那大声抱怨：“你什么时候回来。”

”

    他只是站起来，从地上捡起丢在脚边的几本文件，拿起来看。

    “你说什么？”

    他这么聪明，大概早就发现了。但他这样的人，从来不会压抑自己不满的绪。

    可惜我不会为了他的一绪去为难自己了。

    是郑敖的电话。

    “饭菜送上去，没怎么动。”家忧心忡忡。

    我约了罗熙一起去看，他说很有意思，学到些东西。来时天已经黑了，正准备去吃东西，电话响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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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是受气了。

    其实我不知郑敖有没有察觉到生活里这些细微的变化、和我越来越多的拒绝。他也许会发现，不再是所有随心所的要求都能得到我无条件的纵容，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我会把那些摆在他的需求前。

    “和谁在一起？”

    “还没睡。”家替我把衣服挂上：“晚上老太太那边说心疼，先生过去了一趟，见了几个舅爷爷。”

    他在那边不知说了什么，我没听清楚。

    郑敖没有说话。

    苏律师给了我两张票，是一个法律讲座，主讲人是我很欣赏的一位律师，也是第一个把“受暴妇女综合症”这个概念引法中的律师。

    “我在外面吃饭，可能会晚回家。”我用手挡住另外一只耳朵，街上人来人往实在太嘈杂了：“你自己先吃饭吧。”

    我当时电话里也没问清楚，只当他是没事闹一闹，就随便敷衍了他。

    到了晚上，他又好了。

    我到郑家的时候，主屋的灯是亮着的，家很不好意思的样，连声跟我歉，说这么晚还打电话给我，不好意思。

    “他吃了饭吗？”佣人递上温的巾来，我了脸，耳朵似乎被冻得失去了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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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们正从咖啡店走来，外面冷得很，街上人很多，行匆匆，罗熙把我手上的咖啡杯接过去，在旁边等我讲电话。

    那边把电话挂了。

    我很少使唤郑家的佣人，因为我明白自己的份。但如果是郑敖需要，我会吩咐去，因为他们不得这个。大概我确实是因为从小在这个环境中，反而并没有那些“人人生而平等，一切特权阶级都该被取缔”的思想，我很清楚，有人的地方就有分级制度，有分级制度就有三六九等，有些人承担的责任更大，

    “你们不放心就等着。”我吩咐他们：“让厨房准备饭菜，等会可能会叫晚饭。”

    “我在我们学校这边。”

    也许他不在乎吧。

    “好好。”家连忙答应，放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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