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什么？”我平静地反问。

    他的嘴角撇了个微妙的角度，又很快收了回去。“还不就是那些， ‘赵青竹这家伙脑真是有病’之类的。”

    我轻轻地哼了一声，不置可否。

    其实我在想很多，我在想初中时的文艺演，我和同学组的那支我连名字都记不起来的乐队唯一一次登台，那时我打架鼓；我在想中时有一次赵青竹跟着我和我的一群朋友一起去KTV，他很认真地在唱一首歌，只是我记不起来那个女歌手的名字；我在想以前家中的那架钢琴，我大概十岁后就没碰过了，全靠赵青竹每天在那弹着才没沦落为接灰的摆设。

    我唯一没有在想的就是赵青竹这家伙脑真是有病。

    赵青竹的脸恢复了，不再那么红里透紫，他拾起筷，漫不经心夹着菜，同我：“其实我在三的时候有偷偷去参加省音乐学院的考试。”

    这事我全然不知，惊讶了一番，而后难得对着他笑了起来：“讲真？我居然完全不知！”

    赵青竹也跟着我笑了：“你每天都不理我，当然不知了。”

    他这话说得轻飘，落我心里却是刺刺的。

    “后来呢？”我问。

    赵青竹害羞的浅笑：“我钢琴和笔试都过了，面试没有去。”

    见我还盯着他，他耸了肩，笑了笑：“反正就算面试也过了我也没法去上。”

    是的啊，我们那老怎么可能让他的儿跑去弹一辈的钢琴。

    “吃饭吧。”我突然觉得很累，懒得再继续同他聊未来规划这档事。

    第二天我在公司时得着空就发呆，想的全是如何让赵青竹他想的事。

    无论我对他再如何不耐，对他再怎么漠不关心，我打从心底不希望他回到那个鸟笼，被困一生。我明白，他没有我这般拼死挣脱荆棘的勇气，那大不了我去替他将荆棘劈断。

    我习惯地抚摸着右额上被刘海盖住的疤痕时，办公桌上的座机突然响起来。

    我接起，是前台助理，同我说有位萧姓先生找我。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会是谁，让助理直接将电话转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