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一起了顿馆。

    酒过三巡，耳酣面，最后来人快拍板，我爸顺利得到了那份工作——还轻松，倒班看大门、收停车费，一个月能挣1450块钱。我本担心他的受不住，但他脾气又来，作要掀桌的架势，非去不可。

    印象里老袁在家歇养了靠十年，而这十年里我就没病过，不是不病，是不敢病。一个人的大与弱如依着齿、连着骨，面对那些常被人称之为逆境的日，我奋力求生，全的骨都倔起来，可一幸福就把我击倒了。

    虽然我丢了赖以养家的饭碗，虽然这一千来块钱抵不上每月万把块的医药费支，但我终于如愿以偿地病了，好像终于有个声音在脑海里对我说：你可以歇一歇了，可以适当地自怜自艾、有病了。

    我确定了我不是孤愤的狗、不是石里的草、不是被摄去魂魄的，我家的老东西还是很疼我的。

    他想替我担一把。

    第一天老袁与我分着吃了那三两蟹黄汤包；第二天他亲自厨为我熬了一锅糖粥；第三天他扛回家一麻袋梨，足足五斤，说是给我。

    蟹黄汤包被黎翘摔车外，早就破糊作一团；糖粥依然炖得屎烂，光看卖相难以咽；卖梨的小贩坑老袁老迈又迟缓，五斤梨烂了近三分之一。

    但我特别兴。

    我把脸埋烘烘的被窝里，无比愧疚又踏实地安自己：待再懒个两三天，我就把风引门，再次顽地苗。

    没想到在床上躺到第三天，吉良给我打来了电话。

    还是上回那句话，黎翘要见我。

    我地意识到，事好像有转机。

    给大明星开车一个月，市中心的商业区摸得熟门熟路，即使开着雪佛兰那豪宅，保安斜睨我，竟也不拦。

    旁人还是站着，唯独黎翘正坐客厅。大狗伏于他脚边，他垂着脸，一只手压着狗脖——我觉得这动作有熟，好像那天在剧场里，他也是这么待我的。

    被人当畜生看待固然不满意，可显然黎翘对我那天撞他更不满意，他慢悠悠地把视线从狗脑袋上移到我的脸上，冷着脸问：“你嘴不是厉害么，怎么现在不说话？”

    我猛咳一阵，以破锣嗓应他一声。

    “病了？”黎翘微微皱眉，“那天怎么回去的？”

    我发不声音，只得以两手指了个“提溜提溜”走路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