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时，你的衬衫怎么脏了？”每当母亲皱起眉，我就知她又要开始那喋喋不休的理论，被她骄傲地称之为‘成功的教育’。

    “学校里有一隻浪猫，”我记得自己诚实地说，“我摸他的时候，爪蹭到了衣服上。”

    她立刻竖起眉，得像是能挤死一隻苍蝇，猩红的和手指在我前晃，一开一合：“学校里有浪猫？你之前怎么没告诉过我？你碰完以后有没有洗手？知不知猫上面有多少细菌？不行，我必须得给你们学校打个电话，国际学校怎么能这么不重视卫生问题？竟然还放浪猫来”

    “妈，我过洗手了，”我想要让她看见我，听见我的声音，“而且他一也不脏。”

    她只是用我一贯熟悉的神瞥来一，就像在说‘小孩懂什么’，然后拨通学校的电话，就像每天晚上与父亲在餐桌上的争吵，对着电话喋喋不休，用那些偏执的理由投诉一隻小小的浪猫。

    在我模糊的记忆里，母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可千万不能丢了我和你爸的面’。邻居看见我父亲，会敬服地叫他一声‘蒋医生’，谈起母亲，会用啧啧称讚的吻说‘一个女人能坐上的位置，可真要本事’。一个医生，一个，关上门在饭桌上，也能为了洗碗的分工而吵到面红耳赤。

    为什么不离婚？我很想问他们这个问题，无数次夹在争吵当中，这句话在耳边旋绕，在嘴边呼之。对外人总是儒雅客气的父亲气得摔了一隻碗，指着母亲说我当初怎么娶了你这女人？母亲往往不甘示弱，冷笑着回以你有本事就去找三儿，别再回这个家。我坐在旁边，埋吃着尝不味的米饭，想把那句环绕在心一遍又一遍的话竭力喊来，为什么不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