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这样的家是扭曲的，我也好像在逐渐扭曲，离原本的自己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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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是在十八岁那年，又是熟悉的饭桌，熟悉的争吵，那些翻来覆去的话我听了一年又一年，比脑先一步行动，我第一次放碗筷，抬起，平静地扫过那两张不再年轻，胀得通红的脸，问：“你们为什么不离婚？”

    这场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在他们定好的那条轨上，哪怕已经病膏肓，自顾不暇，父亲也不忘把我叫到跟前，一遍又一遍用沧桑的声音告诉我‘结婚’与‘生’。我永远是孤军奋战，而他们总会在我的事上产生奇的默契，一次相亲，我认识了邵琴，目光相对的那一刻，我们都在对方里看到了同一个鲜明的目的。

    在国外的那几年是鲜少的放松，我结识了一些朋友，学习了不少东西，但我并不想留，记忆里承载了太多暗的家乡仍然在召唤我回去，我还有些零星的念没有实现，我还在寻找老师曾说过‘好好生活’的动力。我经常告诉自己，前半生已经过的这么糟糕，未来再可怕又会糟糕到哪里去？

    “结婚以后，我们就是法律上的夫妻，”她说，“我不你心里有没有别人，会不会去偷腥，只要你别染上病连累我，也别把人带到我面前，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我就不会你。当然同样，你也不能涉我去见什么人，什么朋友，我们给彼此留一空间，你要是没有异议，我们可以先安排父母见面，商量婚礼的时间。”

买的漫画书与卡片。而不是我记忆里永远不停歇的争吵，到夜的功课，无论如何也不许脏的衣服。记得有次放学路上碰到邻居家的孩，他好奇地问我：“秋时哥，你课了都不用去玩的吗？”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几乎是本能的，意识的，从脑海里搜刮母亲最想听到的回答：“不用，我更喜学习。”

    他们愣住了，整齐地停对彼此的指责，然后看向我，好像在看一个陌生的，不可理喻的什么人，于是他们又找到了统一战线的默契，将刺向对方的利刃对向我，奋力发。

    不是这样的，我不想要日复一日的面对课本，我想要逃离这个家，逃离他们极端的控制，无数次梦见生在一个正常的家，我看见梦里父母陌生又温的笑脸，涌上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喜悦，而睁开望着熟悉的天板，无力与绝望压得我无法息，脸上一片，也冷得。

    人常说医者不自医，为神经科专家的父亲在晚年的开始被癌症夺走了自由。印象里总是站得笔的父亲被病折磨得连坐起都变的费劲，母亲埋怨他，没有一天不在诅咒父亲‘去死’，可还是拿了家里的所有积蓄给他治病，签手术同意书时连犹豫都不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