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班时买回来的餛飩麵才吃没几，姚典娜就被那一通医院里打来的电话吓到抓起车钥匙上门。

    幸好一到医院，病人已经被转到外科加护病房，虽然仍然意识不清，但至少生命徵象稳定了。急理得当，家属便没有一句质疑，只是那餵了的十五岁小儿，像是闯了大祸一般，红着眶，瑟缩地偎在加护病房外的休息椅上。

    当她巡视完病人的状况，走加护病房，在那男孩肩膀上拍了拍，一滴泪便从男孩角。她突然觉得，自己心里的害怕担忧，就如同那男孩一样，只是作为决策者的她，绝不能显丝毫的焦躁无助。而那男孩，替她把泪来了。

    第一年的主治医师，肩上扛的是一个个病患的健康安危，就算住院医师期间跟过的刀也不数百檯，但是有资主治医师在背后撑腰，和自己独立承担一切责任当然必定是天差地别。而且，在澳洲的两年半里，都未过手术房，就算刚开始一两个月跟着邹杨学，慢慢地把手抓了回来，许多技术仍然战战兢兢地揣中。

    这一次的意外，虽然不是她开刀技术的问题，但甲状的瘤似乎一直是她的罩门。从六年前住院医师值班那时第一次遇到甲状风暴病人急救，她便一直对于这样的病患照护心有馀悸。这些日来，刻意地将耳鼻相关瘤的患者转诊给邹杨学，也不十多次。才首次尝试自己理，偏偏又碰上这等事。

    以前外科上课的教授曾说：「一匠功成万骨枯。」就算再湛的手术技术，也都是一步一脚印经验累积而来的，但是，又有哪个患者希望成为新手医师的试验品。

    她的胆不够大，心脏不够，以后还是少碰耳鼻瘤切除的患者为妙。

    上午的门诊结束，午餐便当也冷得差不多，姚典娜有一没一地嚼着。从那住院医师和总医师的班里知昨天急救过程的事，她的心里便一整个不清朗。

    几个月前咖啡店门前与那男人决断的一别，她就不曾在医院里遇到他了。明明开刀房的手术排程单上还会看见他的名字，但就是再也没碰过面，连医院的看诊区、走廊、大厅、电梯，直至医院外，彷彿真的从她的世界里消失。可是烦人的是，每当夜里闭上睛，脑海里的面孔却一次比一次清晰。笑起来的样，笑起来的声音，还有抱着她的温度，让她分不清楚，究竟是幻觉还是错觉，啃噬着心里还未痊癒的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