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的评判。我们所能的只是力图尽可能多地剖析所呈现的混冲突，并尝试知和理解蔓延在悲剧中的绪。

    在希腊悲剧里呈现的价值与冲突所造成的德困境在《论语》和《孟》对亲亲相隐的讨论中同样得到了现。

    亲亲相隐自《论语·路》，原文如：

    叶公语孔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证之。孔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笼统地说，如果说《安提戈涅》呈现的是神法与城法律之间的冲突，那么亲亲相隐所展示的可以说是对国法与亲或者说天理与人之间冲突。

    朱熹注曰：父相隐，天理人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四书章句集注》第147页）。朱熹认为父相隐是天理人之至，天理和人在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因此不需要刻意地去追求直，而直正现在父相隐之中。这里需要调的是，并不是说父相隐本就是直，而是说父相隐能够现直。邢昺注云：苟有过，父为隐之，则慈也；父苟有过，为隐之，则孝也。孝慈则忠，忠则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507页）。父为隐是慈的表现，而为父隐则是孝的表现。父为隐，为父隐，孝、慈兼，所以有忠，而有忠则有直，因此说父相隐能够现直。

    《孟·尽心上》延续了亲亲相隐的讨论。桃应与孟在对话中假设了一极端况作为思想实验：

    桃应问曰：舜为天，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终欣然，乐而忘天。

    舜为国君，皋陶为公正之士，瞽瞍是舜的父亲。朱熹云：顺理为直。父不为隐，不为父隐，于礼顺耶？瞽叟杀人，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当是时，亲之心胜，其于直不直，何暇计哉？朱熹认为，父亲有罪，为人，第一反应永远都是维护父亲，而无暇计较直不直的问题。吴可堂有言：当是时，父之胜，而直不直固有所不知也。（《论语集释》第1065页）这正如孟所言的恻隐之心一般，是本能的、未经理思考且纯粹发端于人的反应。舜的父亲杀了人，犯的是远比攘羊严重的罪过，而且瞽瞍从未善待过舜。即便如此，舜也选择了为父隐恶，但他也不可以负天，于是他选择放弃天，背着父亲远走海滨，离开故国，求得安之地。

    这个思想实验其实是很有趣地呈现了儒家面对可以称得上德困境的状况时是如何考虑问题的，与《安提戈涅》形成了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