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黎和会召开期间，詹天佑前往东北参加国际联合监远东铁路会议，防止列以护路为名夺取铁路。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旧疾复发，虽然转回汉医治，还是回天乏力。

    武汉、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地随即展开了公祭活动。

    上海的工商界借此机会也聚集了一回。

    李谕与刘鸿生穿着一黑西服到场，鞠躬献上鲜。

    一旁的张謇说：“眷诚（詹天佑字）乃国士，猝然离世，实在可惜。听说他离世后，财产没留多少。”

    李谕说：“更可惜的是他未能完全施展抱负。民国以来，政府本拿不太多资金投铁路建设。”

    张謇过农工商总，说：“上简直一塌糊涂，通总动辄更换，而且左右不了财政拨款。而能够筹得款项的农工商，八年间换了接近十位总，除了田文烈，每位总任期平均不过六七月。他们怎么可能拿一传承有序的法案保障建设？”

    李谕说：“各方势力互相斗争，工商业和通运输业虽然有所发展，基却依旧脆弱，军阀一旦打仗，几乎一碰就碎。”

    张謇叹：“北洋政府拿不钱，连教育投资都没有，何谈铁路。”

    要是北洋政府别那些幺蛾，连年征战，国的工商业真的可以达到很的度。

    但不意外的话，意外就要来了。

    虞洽卿说：“走路还好，要是走陆路，单单从重庆到成都这800多里，就有20税卡，一批货运过去，的税已经超过该担品的原值。”

    除了铁路收，北洋政府能够掌握的收主要就是关、盐两税。

    一战前国的工业企业也就700家，资本总额不超过4亿，工人总数不超过30万人。

    讽刺的是，恰恰因为列手，使得各地军阀不敢轻易截留这两税款，才使北洋政府可以仰列之鼻息，得到一笔稳定而可靠的收。

    简直就是自己给自己使绊。

    张謇说：“反观洋货，北洋政府明文规定，外资企业只要缴纳25地税，其余税捐全免。

    一直到1926年北伐，整个北洋政府执政期间，铁路通车里程仅仅3700多公里，每年250都不到。

    即便如此，铁路还是北洋政府的摇钱树以及通系官僚赖以存在的基础。每年铁路盈余达4000余万元，而北洋政府时期一年的总收也就4亿左右，占了10之。

    虞洽卿想想也觉不寒而栗，说：“我已经与几位工商界人士联名，请求北洋政府降低税率，战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希望可以减少几成。”

    关、盐两税民初就已经被列控制，税款需要存外国银行。征收、理及支权掌握在总税务司和盐务稽所手中，大多用于各外债的担保。

    他说的是实际况。

    李谕苦笑：“大战结束，以前被掩盖去的弊端肯定会一一浮面。虽然德国、俄国已经基本退咱们的市场，但等英法缓过劲，洋货还会再次大规模席卷国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