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听以为黄侃在夸奖胡适，将其比作大文人谢灵运，没想到他接着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没有了也。”

    几天后，鲁去日本参加观象台会议，载誉而归，光靠李谕给他的那篇论文就让大半个日本科学界为之震动。

    鲁迅吐了烟卷，淡淡：“有意思，押上了韵。”

    “是的，”胡适摊摊手，“我以前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但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本以为改良政治应该从改良思想文艺起，但我错了，良好的政治才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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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神：！！！”

    所以民国的那个大狂人，章太炎的大徒弟黄侃，就曾经在大学课堂上调侃：“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着作监矣。”

    不过问题就是只写到了先秦诸，与漫的中国历史相比，确实太短了。对读者来说，始终有不完整、难窥全豹的遗憾，称不上一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这是关于哲学的。北大教授、号称“现代庄”的刘文典则评价：“胡适什么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

    鲁笑：“这样还能有科研资金的支持。”

    从日本返回时，他坐船抵达上海，继而与竺可桢一北上。

    李谕笑：“胡博士真率。”

    李谕随说：“空路过日本时再说。”

    胡适说：“发在我自己创建的报纸上。”

    他们的动作比历史上早了几年。

    “谢院士先生，”竺可桢说，“我们认为气象学会应隶属于您的中国科学社之，就如同欧日等国一样，所以向您报个备。”

    李谕知胡适以后肯定要从政，于是说：“胡博士就算办报走仕途，也不要忘了新文化运动。”

    邵飘萍也不想让胡适办报，劝：“我总有一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回过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走一走这条路？”

    暂时不用中医还有文界的争论，反正越是这事，一时半会越不能争个短。

    李谕肯定支持：“非常好！我有一艘船，每年可以赞助你们行几次海上观测。”

    客观讲，胡适的成就是“一综合的创造”，他的光可以，总能在一些前人还没开创的领域初期的工作，也就引领了。

    “那当然！这是一把很好的武，我会继续持去，”胡适说，“对了，最近刚刚写了一首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四名烈士的诗歌，给大家看看。”

    竺可桢则说：“院士先生，我们准备成立中国气象学会。”

    “当然没问题，”李谕说，“你们选址在北京，还是上海？”

    十几年后，冯友兰写了《中国哲学史》，陈寅恪和金岳霖借着审稿的机会，或明或暗地指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金岳霖直接说——“西洋哲学并非胡先生之所。”

    鲁见到李谕，拿一封日本天文界联名写的信：“日本的天文学界以及理学界诸位学者教授让我亲手给你，恳请院士先生时间去趟日本讲讲天文学中的理学。”

    而单论任何一个方面，不旧学、新学，胡适都只能算浅尝辄止。他对西学的态度，差不多属于“弱三千，只取一瓢饮”。

    再就是有人概括：“胡先生所治，通学也。通学者总要受专家批评的，又岂止不懂哲学、文学。”

    ——

    邵飘萍咳嗽了一，问：“胡博士要发表在哪份报纸上？”

    邵飘萍和史量才如释重负：“要得！要得！”

    谢灵运是晋朝大文人，自煊赫的谢家，过秘书监。“天才共有一石，曹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就是他说的。

    蔡元培知胡适办报想写什么，于是说：“为了社会，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的风气，而不宜只有批评的风气。适之想必忍不住要写政论文章，参与当今糊涂的政治吧？”

    几个人凑过来，胡适的本上写着：“他们的武：炸弹！炸弹！

讲还有个中卷，但只有五万多字）。胡适的这本着作确实很有开创，一直被当民国初年许多学校的必读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