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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舒州一任之后，再一任知州，王安石便京，不久就写了《上皇帝万言书》，系统地提了自己治国理政的思想。《万言书》是一官员上书皇帝的文，比较正式，倒不是篇大论的意思。现在这个时间，正是王安石积累经验，总经自己改革弊政的思想理论的关键时刻。

    听着杜中宵讲自己各项措施的意义，王安石不断。在地方为官已经九年了，有足够的经验，看见了各各样的弊端，王安石一直在寻找改善弊政的方法。京西路的很多法，让他耳目一新，形成了很多的想法。这一路走来，观察地方，察民，还是的认识。听杜中宵分析利弊，慢慢开始形成理的认识。有了这些认识，到了舒州之后可以付之实践。

    政权不掌控经济命脉，必然会走到这一步。宋朝用行会和牙人控制工商业，社会财富必然被商人和牙人分走大分，到了官方手里剩不了多少。随着时间推移，会一步一步恶化。这况，哪怕官方参与一些经济活动，不是工业还是商业，都会被各手段挤兑得不赚钱，甚至亏钱去，成为民间势力积累财富的养分。不得不放弃，从而使官方在社会财富中分到的额变得更小。

    像铁监那样工业，像商场那样商业，再加上营田务这样农业，农、工、商全由朝廷设衙门来经营，什么大商、行会、牙人，全都甩到一边去，岂不是一了百了？

    杜中宵哪里有理论功底说服王安石，只能糊过去，总要经过实践，才能改变认识。

    杜中宵：“介甫，商人逐利，其他各行各业难就不逐利了？民间有言，钱如密，一滴也甜，天人哪个不喜？田有田的利，经商有经商的利，开工场生产货同样有利，哪个利大，便有无数人钻去，把利慢慢摊薄。官府只要从中调节，并不会相差太多。至于官府无法掌控贸易，便是开市场的意义。有朝廷自己开的商场，有民间百姓开的商场，各得其利。有自己的商场，官府可以通过调节取的利多少，影响天商业。然后通过税收、官买官卖、贷给本钱等等手段，掌控其他。”

    宋朝被称积贫积弱，其实后来的明朝中后期，又何尝不是积贫积弱？清朝的中后期，是不是积贫积弱？甚至后世的欧洲等国家，冷战之后是不是积贫积弱？与他们的前期相比，都是一样的局面。

    舒州位于江支皖边，就是后世的安庆一带，地理条件与襄州一带类似，营田务的很多举措都可以直接移植到那里。王安石的打算，也正是要借这一任通判，结合营田务的经验，在实践中找到自己的治国方法。只有真正地认识地方，积累足够的经验，王安石才会愿意到京城为官。

    杜中宵讲完，王安石：“依待晓之见，行会把持地方，把全国商业分割为一州一县，甚至一镇一村之地，使商贩不行，于国不利。如果打破行会把持，夺了牙人的易之权，才可以使货通天。不过如此一来，官府也就无法掌控民间贸易，使商贾脱离朝廷线。商人天逐利，不事生产，若是百姓人人追逐商贩之利，耽误了田，于天大不利。”

    这怎么可能到？无非是把生产和消费及中间的通环节，纳到官方系来。以前是系外的人分财富，变成系的人

    听着王安石说着自己的想法，杜中宵有一错觉，自己在跟一个似曾相识的国营大单位的一把手谈话。只是王安石这样的思想，没有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是认为，财富沉淀民间，朝廷积贫积弱，是现在天最大的问题。只要财富到朝廷手里，就可以富国兵，改革一切弊端。

    王安石是这样想的，也准备这样。此次到枣来，一是要看一看营田务田的模式，再一个看看村社经营。学习经验，到舒州之后，整合境所有行业，试一试手。

    与杜中宵比起来，王安石的理想远大得多，事也主动得多。

    王安石这些人，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既然如此，那就由官方直接行分，消灭中间谋利的商人和工场主，完全控制生产和消费的整个链条，一切利由朝廷掌握。

    王安石听了，好一会不说话。以王安石的文化背景，他的格，更加相信直接控制的手段。杜中宵这样间接控制的方法，不合他的心意。

    何必那么麻烦，既然官府可以开商场，可以直接生产、买卖货，商业就由官方来好了。直接朝廷面，控制、理大型商业，只有那些不赚钱的小生意，才放给百姓经营，岂不更简单？

县的行会垄断，打破地方垒，形成统一市场。统一市场一旦形成，局面就焕然一新了。

    王安石容易走极端，一旦觉得哪方法好，就推向极致。杜中宵这一方面这样，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限制的法，让他极不理解。既然官营有这么多好，又何必留民间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