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夏天的一万法币，只够买几十袋面粉。

    陶行知说：“一万法币。”

    陶行知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不停的抱拳挥舞，连连说：“多谢，多谢！”

    两天后，那个叫段志开的青年提着礼上门，说要谢陶校帮忙。

    周赫煊笑：“现在价飞涨，一万法币哪够用？我给你十万！”

    如果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有什么施政亮，那无疑要数教育事业了。

    抗战初期，常凯申就特别指示，把学生从征兵对象中剥离来，并大力发展教育来为战后恢复准备。八年全面抗战打来，国府的地盘越来越小，经济越来越困难，但教育却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

    “陶校，稀客，稀客！”周赫煊笑着迎接。

    希望小学这些年也是一直在办的，日军侵华北之前，周赫煊就让文绣等人带着学生南。现在大后方已经有80多所希望小学，主要收战争孤儿和贫寒弟学，顺便也帮一些低级知识分解决了生计（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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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陶行知从合川来到周公馆拜访，他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听说周赫煊捐款大方，于是来这里碰碰运气。别的学校多少还有政府拨款，但育才学校却是民办的，所有经费都靠陶行知到化缘解决。

    陶行知也不绕弯，开门见山的说：“周先生，实不相瞒，我这次是来请求帮助的。育才学校的经费不够了……”

    中央银行收到回函气疯了，连忙打电话过来：“陶先生，请你通一，帮我们把这个关系推掉。这小真不是个东西，本事都没有，了中央银行也是个吃闲饭的。”

    “需要多少？”周赫煊直接问。

    陶行知刚坐就重新站起来，抱拳：“都说周先生是及时雨，这回也是真的相信了，陶某激不尽！”

立即回函写：经查证，该同学确系1929年从我校毕业，学习成绩合格，学习社会学……

    （大后方）在校小学生数量，从1936年的300万，增至1943年的676万。在校中学生数量，从1936年的48万，增至1945年的120余万。在校大学生数量（专科），从1936年的4万，增到1945年的8万余——其中还去除了大量辍学参军的学生人数。

    大学和中学的学校数量，不但恢复到战前平，甚至比战前增加了将近一倍。

    陶行知闭门不见客，只写了一张条：“我是从事教育的，一直在调真实，但愿你没把我的真实用坏。”

    段志开拿着字条愣了半天，也不知在着什么思想斗争，突然放礼转就走。他没有去中央银行报，而是选择参军打仗，最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陶行知不咸不淡地说：“不他现在好与坏，也不你们要不要他，我只是真实的反映况。他就是晓庄师范毕业的，我只能证明这个。”

    周赫煊说：“以后学校资金不够，尽来找我。”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常凯申了很多混账事，但却对教育事业非常重视，财政那么困难都还在加大办教育的力度。咱们说句实诚话，这些在抗战中走的学生，为后来新中国的发展了大贡献。

    七月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