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们是可以反抗的啊。

    比较典型的例就是徐霞客家二十余人几乎被自家仆灭门。

    这代表着在西方文明开始用西元系来纪年之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已经学会用遍地的农民起义让上位者理解什么叫“能载舟，亦能覆舟”。

    你是大明还是大清，只要能赶结束这荒唐闹剧就可以了！

    “董范之变”至此算是告一段落，但是董范两家的败落已经在许多“刁民”心中埋了。

    有了“前七”在前，王世贞他们这批人便只能叫“后七”了！

    那错的是什么？

    每个人都想要过更好的生活，这有错吗？

    他只知寻常百姓的日越艰难，社会上的各矛盾便会越尖锐。

    一想到何洛文要去当考官，顾闲便有些幸灾乐祸：“我得喊上海若兄他们多写几篇诗文，供他来后解解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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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诉求还算相对温和，更多的人选择直接开始烧杀抢掠。

    明末的冬天冷到什么程度呢？

    当时士林行各官样文章，诗坛宛如一潭死，于是他们这群年轻人来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大旗，一度引领文坛风。

    等到明末清初，轰轰烈烈的“江南变”更是迅速席卷整个江浙地区，无数想要获得自由的“家”齐齐围攻主家要求削去自己的籍。

    反正我都活不去了，为什么还要受你们的鸟气？

    草木尽槁。

    皇帝那么厉害都被推翻了，还怕推不翻你们这些养尊优的家伙吗？

    何洛文不怎么有名，不过他祖父何景明有名，那可是明朝文坛“前七”之一。

    本来明朝的人地矛盾就已经很严重，更何况明末期于天灾人祸的叠加状态，压在百姓上的是严寒、饥荒、时疫、战以及贪官污吏与乡绅豪。

    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那时候徐霞客早已魂归泉，不必亲看到山河破碎、举家覆灭的惨况。

    毕竟这是一片在西元前就有人敢喊“王侯将相宁有乎”的土地。

    问题就在于什么时候才是适合的时机？

    居庙堂者哪怕只是装装样，也得装民如的态度来，要不然他将迎来一茬又一茬的“刁民”——或者说“暴民”。

    于这样的书香门第，何洛文的学问自然是极好的，当初二十就考了个河南解元！

    至于诗文容么，当然是“你关在贡院这段时间我们玩得真

    顾闲与何洛文同为东讲官，彼此也算有那么一。

    反他娘的！

    这是一个不怎么愉快的议题。

    要是能在适合的时机推行去，同时全面建设好各地的粮储备系以及通运输系，遇到明末那年年受灾的极端气候兴许还能少死些人。

正常退休的四品大员，搁哪儿都是大事。后来他妻上京为丈夫和儿伸冤，朝廷自然震怒不已，把涉事的知县与御史都理了。

    广东更是时常雪。

    顾闲之所以时不时要把摊丁亩和士绅一纳粮扒拉来想一想，也是因为这些举措在后世确实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地矛盾。

    后来便有了著名的“火烧董家楼”：由于董家的恶行，松江府上万愤怒的百姓联合起来抄了董其昌的家。

    清兵南后，江南豪族纷纷领城投降，请求清兵帮忙镇压这些刁与刁民。

    这时候江南豪族意识到要是没有一个而有力的政权可以依靠，自己的快活日将一去不复返。

    顾闲暗自叹了气，没再多想范应期家在历史上的遭遇，笑着与陶承学聊起了另一位主考官何洛文。

    双方可谓是一拍即合。

    那况，自然是到都有人揭竿而起。

    有记载说海南某个县了三天三夜的雪。

    顾闲也不知。

    应当是没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