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郗归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生在一个这样的时代，便永远都不能等待政令趋于完。因为时局是如此地迫，可政令却永远都不会有完的那一天。”

    权力

    郗归清楚地记得, 前世中历史课上，那位发白的老师，在讲到王安石变法时，曾痛心疾首地行评价。

    他说, 青苗法的初衷, 本是为了在帮扶农民的同时, 提宋朝的财政收，从而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目的。

    可在的实施过程中, 却现了官吏制农民借贷等一系列的问题, 以至于熙丰新法荒腔走板, 最终不得不被叫停废止，而王安石本人，也因此而背上了变法误国的千古骂名。

    郗归那时十分不解——为什么不能先将计划完善, 堵住层官吏钻空的漏, 然后再去推行新法呢？

    直到很久以后, 她查阅了许多资料，才知王安石变法原本就是由试开始, 逐步推广至全国, 不断地改和完善, 到了后期，已然初见成效，只是由于反对者不断抓住早期存在的问题行攻讦，才会显得变法盲目暴，过于激。

    至于王安石所任用的官员, 也不乏洁自好的能臣清官, 只是因为新旧党争的缘故，才被列了《宋史·臣传》, 以至于让人误以为，当时支持变法的，都是一群以利而聚的小人。

    这是郗归第一次切地意识到历史书写的权力。

    “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1

    寻常谣言便可三人成虎，更何况是史籍的记载呢？

    权力是生产的。

    拥有权力的获胜者，借助权力来行叙事，形成档案，从而加和巩固自己的话语权、合法。

    王安石在那场新旧党争之中失败了，所以便无可避免地成为了那个“居而众恶归之”的存在2，被作史者加了许多原本并不属于他的错。

    换星移几度秋，许多年过去了，当郗归忧外患的江左，面对着这个一塌糊涂的世界，想要为国、为民、为己些什么的时候，才忽然意识到，到底该怎样回答自己中时提的那个问题。

    任何机制都总有存在漏的地方，因为在政策施行的过程中，由于人心、利益和环境的变化，总会遇到意料之外的困境。

    制定政策的人当然应该尽可能多地考虑到这类困境，但决不能因噎废，为了求一个“完”，而故意忽视岌岌可危的现实境，迟迟不肯发新政，任由现状越变越坏。

    郗归不是不明白谢瑾的顾虑，可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三吴百姓，为了北府军的将士，更为了江北战事的顺利和未来北伐的计划，她必须如此。

    她必须尽快团结三吴层百姓，对于吴姓世族，或驱逐，或拉拢，打破四姓之间版结一块的利益牵连，将他们送来的杰弟据为己有。

    吴姓世族不是想要弟仕吗？

    那就来吧。

    “惟楚有材，晋实用之。”

    他们纵有再多的佳弟，等了徐州府学后，便都只能成为北府的人才。

    如此，郗归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谢瑾和郗声总是劝她等一等，再等一等，可难空等去，势就会自己变好吗？